中国经济获得连续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其中的一个结果是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文化又有了探究的热情和兴趣。经历了百年的失败与动荡，中国文化在被打倒、砸烂、彻底批判之后又从深渊及博物馆里释放出来，重新恢复了合法身份。有关“文化”的定义可以多到上百种，之所以如此，正像生命、生活、生存一样，无往而不在，哪里有高等级的智慧生命，哪里就有摆脱了动物属性的特定文化方式。即使在特殊状态下，人类也依然倾慕并依靠着自己的文化。比如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文化就是生存方式，她的丰富性不言而喻。生存方式决定着生存的长度和质量，世界上有许多辉煌一时的古老文明，比如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还有西方的希腊文明等，都曾遭到中断乃至民族更替，其文明的传承者或者彻底阻隔，沉入黄沙，或者换人易势，推倒重来。古希腊在荷马时期就曾遭遇来自北方的族群入侵，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所谓“黑暗时期”，以至于本来已得到运用的线形文字被断绝，后来的希腊字母则是从北非的腓尼基人那里传入后经改造而成的。在几大文明体系中，只有中国文明渊源有且一脉相承。1898年，当甲骨被人们当做所谓“龙骨”作药材使用，其中的文字第一次展现出来时，便立即被识读，因为它和已经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古希腊线形文字中的一种以及古印度的印章文字在被从地下发掘出来后至今仍然无法识别。原因很简单，它们早在很久以前就不再使用而湮没无闻了。

　　文化是人类一切有效行为的最大载体与推动者。因此，人的多重性，比如崇高与卑劣，温情与凶残，诚实与诡诈，开放与内敛等都在其所属的文化方式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中国文化既然恒久不易，那么，在“不易”所带来的诸如因循守旧，自以为是，落后挨打等众多负面效应外，自然就有其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易的依恃和后盾。这个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依恃和后盾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说，中国文化特有的形成机制与发展机制又是什么呢？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

　　中国文化肇始并兴起于世界最大的亚洲大陆之上，这使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核心判断力与核心价值观，即以实在性的“可视”作为基本范式与出发点。可视性不仅是工具理性的依据，而且同样也是价值理性的依据。以“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天地君亲师”或更为现代一点的“天地国亲师”为例，前者是所谓开门七件事，构成人的实际生存，其可视性一一在目，不言而喻。后者则构成中国人的价值体系，是中国人的精神来源、精神依恃和精神后盾，有趣的是，其可视性同样一一在目，不言而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礼记·中庸》）立于世界上最大一处陆地上的中国人以文化的方式表达了大地的坚实性。天地一体，中国人将头顶上的可视之天作为高于一切和决定一切的可视性绝对主体，从自然之天升华为受到祭拜和崇敬的宗教之天，人格之天，义理之天。天，直观在上并直贯而下，审视且洞知世间的一切。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所有古老文化均与此恰成对映，其宗教性、神圣性这一维度都以不可视的彼岸方式呈现于另一个世界。神明自成体系，与可视性的人间世界迥然有别，绝不同构，上帝以及众神都是通过创造性想象而非看见之后的绝对存在。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与西方及世界其他文化的一个基本分野：可视性价值观与不可视性价值观。这个基本分野在中国之所以会形成，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是因为发生在商周时期的一场思想嬗变，我们将其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背景抉择，即周人所拥有的可视性、此岸性的“天”与殷商人所拥有的不可视、彼岸性的“帝”之间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周人身处西岐，处于亚洲大陆更为核心的位置，极目四望，“周原膴膴”，大地近乎无限伸展。周人将农耕技术发展到一个高峰，在农耕时代，天地一体，大地无所不出的奇妙性与实在性使周人确信头顶上人所共戴的天就是最高的神圣。而其他任何神圣，即使有的话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可视性价值观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我们所看到并生存于其中的“天地”并非某个神灵所造赐，而就是神灵本身。因此，天地与人同构合一，既是出发点，也是终结点。这意味着天地不仅真实（既不虚幻也非所谓现象），而且神圣，是一种终极性的实在。而看不见的神灵世界被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悬搁一旁，“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作为有限性的人类应该知所限定，凡是看不见的，在这个世界中不曾真实出现过的东西就应存而不论。也正因此，没有神性偶像（佛教传入是东汉以后的事情，中国文化早已成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一种现实中的通达神圣之物，此即古典中国的第二背景抉择——玉与青铜。独一无二的玉文化使中国人在可视世界中寻找到了神圣性的象征物，“玉能通神”“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早在史前时期，辽阔的中国大陆从北方的红山文化、中原的龙山文化，到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南的金沙文化，玉竟然成为高度一致的共同性选择。作为实在世界中的可视之物，玉的温润圣洁、超凡脱俗似乎印证着天地间存在着某种终极性所在，于是，看到玉，中国人在这个天地间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归属感。至于青铜，中国古典文明所拥有的青铜器远远超过其他文明国家的总和，青铜器成为国家体制与人间秩序的象征。无论玉或青铜，贯透其中的精神属性与物质属性高度融合，密不可分。

　　在文字这种最具包容量的文化载体上，我们更是自始至终地体现了可视性价值观，产生了古典中国的第三背景抉择：以形象义的文字背景抉择。将极具可视性的象形文字推向极致，发展成具有独特造字方法与风格的汉字书写体系，并使汉字成为世界上使用人群最多的文字。由以上三大背景抉择所构成的可视性价值观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我们由此或许能够回答中国文化何以如是的问题。

　　“在欧洲曾有一个政治梦想，就是效仿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发生的一切。秦始皇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帝国之后，中国从没有实质上的分裂。常常是一个王朝灭亡，蛮族入侵并且帝国会分裂成数个纷争的王国；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华帝国将得到重建。在西欧，却是另一番景象，开始于5世纪时的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时的政治分裂一直持续到现代。”①中国文化确乎具备这样一种卓越的功能，几千年来能够把许多不同民族以及广达数百万平方公里，多达上千万以致数亿人口都较为紧密地围绕在一个相对而言统一的政治实体里，其内在的紧致性和并不依赖宗教所产生的人伦交往的密切性是无与伦比的。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所贡献的政治学说是她的天下观，即一种建立在文化认同和伦理本位上的平等观念，当天与人互为最大的可视性主体时，那种与生俱来的平等性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文化所及的范围，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即在于此，她来于此，恒久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