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传统村落面临两个困境：一方面，大量传统乡土建筑久失修、杂草丛生，村落中的公共空间功能丧失，新建现代民居与原有景观冲突明显，这可归为物质层面的破败；另一方面，是村落的空心化，人口的老龄化，年轻劳力不断外流，造成村落文化传统的断裂，对文化遗产的传承、认同感、热爱逐步消亡，这是精神层面的衰亡。
有的文化遗产学者认识到，要保住传统村落的价值，最重要的是留住人。比如，杜晓帆认为，人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灵魂。村落的变化来自人的变化，因此必须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在满足村民追求现代生活的前提下，考虑与之配套、相互协调的建筑或改造方案，否则传统村落难以保住。
这种思路虽然看到了人的因素，但落脚点还是文化保护。同时，在这类研究中，对人的讨论往往流于浪漫化，空泛提及“留住人、满足人”等概念，并未触及深层结构。
笔者认为，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文化遗产学界应该借鉴吸收的资源。我们应该问“为了谁的村落保护”？村落保护的终极目标不应只是保护，而同样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基本秩序问题。
我们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塘都村为案例，在为期两个月驻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该村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传统银饰打造工艺的传承与挑战切入，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该村基本经济社会生活数据，描述该村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本文尝试站在更加宏观的视野去理解传统村落，理解人口流失的深层原因。
塘都村的银饰工艺与银匠
塘都亻革家寨2位于贵州省黄平县重兴乡，距离黄平县城35 km，重兴乡政府驻地8 km。根据政府网站提供的经济数据，塘都全村生产总值154万元，2010年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786元提升到了1600元。目前全村共有10个生产小组，农业生产基本以家庭为单位，在农忙时节，会与邻里协调互助。农户所生产的农产品基本不进入市场销售，在农业上属于典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塘都成年定居者统一的职业是农民，但也身兼多职，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者一般不会荒废自家的田地，农忙时节关门谢客。
塘都村的梯田
中心水塘及部分传统建筑
亻革家人对银饰的器重程度胜过金钱，银饰也是姑娘们身份的象征。亻革家银饰目前仍作为主要仪式物品而存在、流通、传承，它既有经济上维系性别权力平衡的意味，更有文化上凝聚族群认同的功能。在黄平亻革家主要3个村寨——望坝、枫香、塘都中，塘都银匠最多，银饰打造工艺水平最高。周边亻革家人只要需要银饰，大都会请塘都的银匠。塘都村银饰传承情况相对较好，现有10户左右进行银饰加工。一般是客户拿银子给银匠加工，银匠只收加工费，价格约为20～30元/两，一套完整银饰加工费约为8700元。银匠自身不囤银，依照客户要求确定，多为传统纹饰。
塘都银匠目前的客户群只限于亻革家人。亻革家人只承认自己族人的银匠，从来不会购置苗族的银饰。这既是由于亻革家信仰文化所塑造的纹样与苗族有差异，也不乏历史原因造成的亻革家人对苗族的抵触情绪。于是，亻革家银饰的流通在族群内部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内销体系。
老银匠A今年63岁。银饰工艺是家传手艺，到他这一辈，是第四代银匠。他18岁开始打银，曾收过不少村内的徒弟。但这些徒弟之中，真正坚持下来的并不多，因为这门手艺既需要吃苦，又需要一定天分，不少年轻人干两三天就放弃了，最终选择了外出打工。
A的徒弟B，是村里比较活跃的一个年轻银匠，今年30岁。B的爱人与A的儿媳是姐妹关系，也因此而师从A。除了继承A的工艺之外，B还自己创作了一些新颖的纹样，用在小型饰品上，也是在银饰上有所创新。
另一个银匠C比较有经营头脑。他自己印有名片，C的语言表述能力较强，甚至能把自己的银饰纹路，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内容来阐释。他的儿子不时在QQ放上自家银饰的照片，但自己并没有继承这门技艺的意愿。
不论A、B、C银匠，都没有因为打银而放弃农田的耕种。即使一些农田离家有一小时的步行距离，他们也不会放弃种田的时间来多打制一些银饰以换取可观收入，而是强调“有田不种，荒废就可惜了”。A与C每年由打银所获利润减去家庭开销，约在1～1.2万元。B的月收入平均为5000元，最好的时候能达到8000元，家庭开支每个月在2000～3000元。
传统银饰
我们调研发现的一个明显现象是，年轻人基本不愿从事银匠职业，最年轻的银匠B也已有30岁。有一位老银匠的儿子，曾经和父亲去龙场镇一起打工，学习银匠手艺，但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去了浙江，希望自己闯一闯。C的儿子也并没有打算继承银匠手艺，认为如果将来有别的出路，就不从事这项职业。
这对银饰工艺的传承非常不利。银饰制作工艺多为祖传或师传，但后者也是建立在姻联或亲属关系上。传统而言，非银匠世家的人想进入这个行当并不容易。正如上文提到，B也是由于与A有亲戚关系才得以拜师。这是由于，亻革家族群内部需求有限，银匠明白，多一个同行就相当于少一部分客户，因此银匠之间也在暗自竞争。对于手工艺者，他的资产不仅是田地，还有作坊，更重要的是客户群。因此，如果银匠的儿子都不学了，这门手艺的延续就比较危险。
为什么难以传承？我们通过考察发现，传统手工艺在塘都的传承面临的挑战主要存在于3个层面：一是文化保护意识层面，由于外出打工和求学，与外界交往增多，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需求程度逐步减弱；二是造成保护意识缺失的直接动因——生计层面，个体的经济理性选择，即年轻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生计而外出打工；三是传统村落公共服务的缺失，导致整体村落环境破败，让有城市生活经历的年轻人更不愿留在乡村。这三者之间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循环，不断削弱传统文化传承的根基。
人口流失与“保护观念”的滞后
根据2015年重安镇计生办的数据，塘都村户籍人口1626人，其中常驻人口1173人，男女比例为1.04：1。20～59岁年龄段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53.7%；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9.3%，老龄化比较严重。根据重安镇人口计生办的统计数据，塘都目前的人口出生率为8.03 ，死亡率3.09 。人口的流出现状堪忧，根据村委会户籍统计资料，自2010—2014年间，流出与回迁的比例极不协调，流出643人，返回仅为116人，流出人口是返回人口的5倍还多。
塘都年轻一代，直接接触外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体会到现代生活方式与村落既有的生活方式的不同，以致从根本上不认可传统村落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说，并不是年轻人对手工艺不感兴趣，而是对手工艺背后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不感兴趣。
D是一位银匠的女儿，现年18岁。她在初中还差半年毕业时外出打工，地点是浙江。选择浙江，是因为哥哥在那里打工。D打工时，月收入2000元，但后来经济不景气，失业回家，下一步怎么办，还没有具体打算。她反复强调，农村人不如城里人有条件读书，所以读书不是出路，只能出去打工，且大部分是去浙江和广东。
D对塘都的传统婚恋模式非常排斥。她对自己同龄人十几岁就结婚、生孩子感到很不接受：“郁闷！那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结婚那么早干嘛呢？我还想再出去自由几年。”这是现代生活方式对她产生的影响。塘都传统上的婚姻模式是父母包办、幼年订婚，个别也有指腹为婚的。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门打工，在打工地恋爱、结婚的情况很多，打破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
亻革家人的传统节日——踩亲节，其逐步变化也体现出这种婚恋模式的演变。每年正月初二和十五是亻革家一年一度盛大的“踩亲节”，枫香寨、塘都等亻革家人聚居较集中的村寨，都要举行隆重的“踩亲”活动，四邻八寨的亻革家青年男女欢聚在一起，跳芦笙、对山歌、赛马。他们利用这个机会，相互结交，谈情说爱。但是，近年来，踩亲节逐步成为一种表演化的仪式活动，甚至塘都村并非每年都举办踩亲节。年轻男女聚会和谈情说爱的方式，也随着现代生活接入发生了极大变化。
传统婚恋观的转变，只是传统文化改变的一方面体现。年轻一代对手工艺品价值的理解也出现了变化——从“日常生活需要”变成了“仪式性、象征性”的事物。D的妈妈为她准备了一套三件套盛装，手工的刺绣，再拿到重安镇制作，把蜡染那部分缝到一起；爸爸也为女儿打了一套银饰，项圈上还有专门一个饰品，是为女儿特别制作的。但对传统服装和手工艺，D更多是从其“符号”意义角度去理解。谈到出嫁时候的服装，她知道穿得好象征着家里条件好，有很重要的身份和财富，但认为“不怎么好看，只是很值钱，很重要”。D自己已不会制作这类嫁妆，更不知道上面纹样的含义，也没有任何兴趣学习传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塘都村的一位老年妇女，当我们要给她拍照的时候，她一个劲儿说自己没有穿戴上正式服装，直到穿上正装、戴好头饰，才允许拍照。老人仍视民族服装为正式服装，而年轻人则视其为一种仪式性的服装。另外，如今的塘都村，传统上以银饰作为最主要嫁妆的模式也在悄然转变，更时兴的做法是购置汽车代替传统嫁妆。
生计的选择
如果说人的流失是传统手工艺消亡的直接原因，那么，为什么人会流失？人可不可以不流失？传统村落保护的根本问题是观念问题吗？我们发现，任何手工艺都首先是一种生计手段，人在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必然做出有利于自身和家庭生计的理性选择。简单批评“观念滞后”是对传统村落的片面理解，无助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支出
根据上文测算，银匠一年平均下来的结余在1～1.5万元之间。这在塘都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需要通过全村的一个生计分析观测。我们把一个农户一生中最大的几项开销进行测算——礼仪性开销、教育、住房、医疗等。
（1）礼仪性支出：新生儿出生的喜宴花费在几千元左右；婚礼的彩礼从2万元到6万元不等，包括银饰的购置，一套完整的银饰和新娘服，价值不会少于7万元；婚礼喜宴的开销在2万元，与丧葬的费用不相上下，一场体面的葬礼在当地被认为是孝顺的表现；亲戚家有婚丧娶嫁这等大事时，村民还须送礼，所以这部分开支（估算为1万元）也必须计入总和。
（2）教育：自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以来，村民孩子早年的教育对农户家庭并不构成太大的负担：小学阶段可在塘都村小学完成；初中需要到距离塘都村8km的重兴乡，学生可选择寄宿；高中阶段的教育就需要到县市中学，生活费在800元每月，学杂费每年2000元。如果选择进一步的高等教育，在800元生活费的基础上每年还有1万元左右的学杂费。因此，供养一个孩子完成大学需要家中储备10.2万元。这笔不菲的开销显然给农民家庭造成了很大压力，以至于不少孩子一完成初中或尚未完成就放弃学业，开始在城镇中成为较低端的劳动力。
（3）住房：房屋修缮、改造、新建在村民一生中总会或多或少出现。儿子继承父亲家宅后，必要的维修不可少，如果只是将传统木房的木板拆换，保留原有结构的话，材料费和运费不会造成太大压力，通常在1万元内可以解决。但如果选择新建，一栋新式木房的开销在12～20万元左右，这与新建现代砖房的开销基本持平。
（4）医疗：医疗开销是一项浮动性很大的支出。村中目前的养老保险为50元，碰上重大疾病，可有一部分报销金额，以A的经历为例，他住院一次的开销，除掉报销部分后，还有1300元。有的情况下，重大疾病没有上万元则无法医治。这时村民只能通过亲友和社会关系借钱救急，以后再一点点偿还。对于小病小伤，村民选择在村或镇的医务室解决。
综合以上几项，正常情况下，一个家庭完成以上事务，需储备34.2万元。如果把这一项费用平摊到农户30年的生活中，每月至少需要节省下950元才足以应付。塘都村民认为，一个4～5口人的家庭，3000的月收入可以将生活维持在中等水平。
收入
如果完全依赖现有农业产业形态，能否保证其获得上述收入呢？答案是不能。塘都居民每人0.7亩地，粮食平均产量是600kg/亩。这意味着，每人如果正常耕作，一年可以获得420kg粮食，而人年平均粮食消耗量在250kg，温饱已经解决，并有一定的粮食储备。
但是，塘都的农户就算有剩余的粮食，也不会拿到市场去售卖。这是他们面对当前粮食价格偏低形式下最理性的选择。塘都村距离最近的重兴乡集市有8km，这段是颠簸蜿蜒的山路，尤其在2015年通村水泥路修好之前，路况之艰险不难想象。村民笑言：“扛一袋的大米到集市，来回车费80元，出售大米60元，不赚还要赔。”对谨慎的农民而言，家中多备一些大米，并非坏事。贵州虽然气候温和，但旱灾水灾也不时会发生，多留一些粮食以防来年歉收是稳妥之举。另外，大米在塘都村也是一种礼仪交换的物品。每逢婚丧嫁娶等重大事宜，大家都会带上20斤大米到主人家表达心意，这也是源于稻作文化的颇有特点的地方习俗，大米的寓意非等值金钱所能取代。
是否可以尝试种植经济作物呢？前几年，部分农户响应政府号召，利用农闲时期的水田种植太子参，但是，其推广当年的市场价格是300元/斤，到了塘都农户产出时，收购价则变成50元/斤，令农户大失所望。而更尴尬的是，种植太子参过后，土地性质改变，必须休耕一年才能种回水稻。这使得塘都的村民面对新的种植品种时，更加小心翼翼，不敢轻易尝试。
在养殖方面，塘都几乎每户都养一两头猪或禽类，多在过年时宰杀。个别农户饲养马匹，供运输之用。与农产品比较而言，家畜家禽投入市场所需的环节与流程更为复杂。宰杀、加工、运输、贩卖，污水处理、检验检疫，这都不是个体农户可以一手操办，固然可以依靠外来人员收购，但这种模式下，农户处于生产链最底端，得到的经济利益有限。
总之，由于塘都自产的农产品不参与市场交易、粮食不用于售卖，如果一个家庭中没有成员在务农以外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则不可能维持以货币形式结算的生计。这也迫使村民不得不外出务工。这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季节性的短工，如周边的建筑工地；另一种是长期的固定工作，到贵州大型城市或东部沿海地区打工，参与城市基建或小商品生产。目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在120～150元/天，这刚好满足了村民的生活需求。一部分村民攒够积蓄后回家，而另一部分则选择永久离开。
因此，对照银匠的收入，可以看出，如果不外出打工，留在村内的银匠如果每年能有1.2万元左右盈余，则可满足生计需求，与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差不多，没有显著的优势。可以说，留在村内以银匠为职业，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免去了离家的奔波之苦。但是，对年轻人而言，这个“好处”与外出打工可能获得的机遇而言，太过微不足道。而且由于银饰打造工艺对技术要求很高，同时也有严格的师徒网络和家庭壁垒，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这项工艺。照此看来，传统工艺的中断也就不足为奇。
乡村公共服务的缺失
上文提到，一个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留在村中而追逐城市生活的原因，是对整个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排斥。当然，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更符合年轻人的心理，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城乡在公共服务体系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农村至今无法提供可以和城市相匹配的基本服务。最典型的一个现象是塘都村恶劣的环境状况。D对塘都老一辈的生活习惯明显不认可，在访谈中，她不断抱怨，村里遍地垃圾，“他们每天就这么乱扔垃圾，没素质！”在我们的访谈中，村长、支书以及村医生，都纷纷表示了对垃圾问题的无奈。塘都村没有垃圾处理系统，是卫生环境每况愈下的客观原因。过去的垃圾由剩菜烂饭等有机物构成，大多可以被自然降解；最近一些年，随着塑料袋和食品塑料包装的迅速增加，白色污染日趋严重，而唯一的排污方式竟是靠下雨，通过雨水冲到山下的河沟里，等于是“处理”掉了。
随地丢弃的垃圾
年轻人的抱怨当然有理。但如果只把随地扔垃圾的行为诉诸道德批判，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这属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范畴。赵燕菁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农村，比生计负担可能更重大的一种危害，就是农民根本没有基本公共服务。相比一些农村，塘都的问题更为严重，村委会行动力比较有限，基本只有上传下达的功能，而在引导垃圾治理等方面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实际上，塘都的垃圾与环境问题，很难在村这一级别得到有效控制，因为没有一条乡镇级别处理运输垃圾的线路，塘都垃圾的清理也只是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程度。与此类似，缺失的基础公共服务还包括消防、医疗、教育等等。
因此，由于生计而出走，以及严重缺失的公共服务，直接导致新的一代对村落生活方式从骨子里的排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难再指望他们认同传统手工艺，更不可能要求其学习和传承。
讨论：重新理解传统村落中的“人”
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回应文章开头提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基本秩序问题”？
首先需要重新认知的，是“人的流失”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人”背后的经济和社会要素，比单纯从文化角度去解读“人”更具意义。认识传统村落的基础，是认识到人口的流出是出于生计的必然需要；也要认识到人口流出的正向价值所在4。比如，在塘都，国家的土地政策已经规定了增人不增地，意味着如果不开垦新的土地，必须有适当的人口流出才能满足维持资源与人口的平衡，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时，合理的人口流出并非完全是消极的。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为解决更广义上的三农问题提供另一种途径。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城市化并非矛盾体，其目标都应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农村社会结构，发展可持续农业。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中国社会快速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在学理层面，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的命运，或者说是“村落的终结”，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实践层面，政府所面对的村落的终结命题，不仅包括文化遗产的终结，更包括村落政治、经济、环境、社会、人口等各个构成要素的互连与脉络的走向。
当我们讨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消失时，即使关注到“人”的问题，也不能仅停留在呼吁“留住人”的层面，而要深入考察人口流出的根本原因。同时，当我们讨论年轻人因为外出打工、学习接触到外面的文化，进而对传统村落的生活方式不再感兴趣时，也不能仅仅呼吁他们重新“拾回兴趣”，而是要去理解他们离开村落的根本机制。
总之，人口和土地资源之间必然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在前现代社会中，这种平衡可能由战争或是其他强迫性的人口减少等方式而实现。在今天，当村民们能够通过人口流出的方式，通过外出打工换来更好收益的方式，自发解决人口与资源紧张关系时， 仅仅谈论这种途径所造成的文化遗产的困境，便显得过于粗糙且矫情。
（作者燕海明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遗产社会学、文化记忆、全球化。原文曾发于《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年第4期，有编辑和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