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近来已成为一个热词，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的以收入论，有的以资产论，还有的以知识论。然而无论怎么划定，综合参考收入、资产与知识水平，有一点可以说是共识，即这个阶层如今已占据相当比重。

　　在中国，中产阶层类同于中等收入群体，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贫富分化，是一个有别于权贵阶层与草根阶层的群体。笔者粗略定义为：这些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有一定的资产(不动产或金融资产)，收入水平与文化层次属于中上。目前这三个阶层并非对立，而是有流动性的，草根阶层通过努力，获得资产和知识，跻身中产阶层，少数甚至可以到达权贵阶层，典型如马云之类发迹于草莽者。

　　最近几年，中产阶层的安全感越来越受到关注。这种关注一方面是来自草根阶层愤怒的波及，以2012年全国上下盛行的反日大游行为例，原本的“钓鱼岛事件”，成为了沉积已久的草根阶层愤怒爆发口，后来甚至发展到，大批底层社会青年见到与日本有关系的商店、企业，以及日系车(大多数是广汽、一汽和东风汽车的合资车)，就肆意“打砸抢”，宣泄心中的愤怒。而这些商店、企业或者汽车的拥有者，大多是城市的中产阶层。

　　另一方面来自于权贵阶层的“挤压”。如2015年的天津港“8·12”爆炸事故，据新华社报道，始作俑者瑞海公司，背后就是权贵阶层官商勾结的典型，这场事故除了造成165人遇难外，也让大多数人损失财富，这其中即有不少为中产阶层。

　　而近日发生的雷洋事件，虽然调查结果尚未正式披露，但警察执法权限过大，无疑是原因之一，雷洋作为一名新的中产阶层，在某些时刻如此无力，这也引发了整个中产阶层的恐惧。

　　换言之，中产阶层的不安，是因为“恐惧”。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还比较脆弱，社会又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教育、住房、医疗，甚至去年的股市都能够轻易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今天的中产阶层或许明天就会沦落为贫穷阶层。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确定，甚至恐惧。然而，他们并非不会愤怒，只是作为“有产者”，不具备草根阶层那么彻底的“革命性”;且作为知识阶层，他们明白每一件事和每一种情况的发生，都有其缘由，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事件发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才是值得探究的。

　　或者说，中产阶层的不安，主要缘于中国当前法治不健全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发展至今，必须依靠改革才能推进，但改革极易触动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主要是权贵阶层。众所周知，目前法治中国建设还比较滞后，没有法治的约束，既得利益者很难会为改革作出多少让步。

　　同样，在政治利益上，中产阶层几乎没有发言权和代言人。就目前而言，中国的草根阶层还是占据大多数，所以草根阶层往往会获得政策的青睐和照顾，如扶贫、各类补助、财政转移支付之类。但与中产阶层相关的，典型如个人所得税改革，数据显示，2015年个人所得税8618亿元，同比增长16.8%，远超GDP和居民收入增速，因为免征额5年未调整，如今已沦为“工薪税”，与此同时，改革也迟迟未能推进。

　　中产阶层的不安，对中国社会进程影响极大，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必然是“橄榄型”，即中产阶层是为大多数，极富极贫者很少。目前而言，中国大量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农民工还没有转型成为中产阶层，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资的提高，他们必将转型成为中产阶层。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对于中产阶层利益的保障，尤为重要。

　　近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可见，决策层已注意到从制度上保障中产阶层的重要性，高层声音已经发生，具体改革如何落实，姑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