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正在进行一场人口“疏解”战。

北京丰台区某小区里几十家流动卖菜摊铺（小区菜市场）一夜之间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上面下了命令，12月12日下午三点前要全部清理干净”，一名正在收拾摊位商贩告诉记者。据悉，这些摊主按期缴纳租金给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靠着卖菜为生，几乎都来自河北、山东、黑龙江等省外地人。

当问到未来去处时，一名来自黑龙江的摊主说，“还能去哪儿，在这儿卖了6年菜，其它啥都不会，只有回老家种地了。不让我们卖了，又不给办暂住证，除了回家还能干啥”。记者就此咨询了当地街道办，但对方表示并不知情。

除了这些流动摊位外，小区里原本司空见惯的违规“打洞”商铺、附近街道上早餐车、临时搭建的商铺也一并消失了。记者走访了多个小区，情况也都类似。据知情人士称，这是市政府下的硬性指令，近期还会有督查组来检查，此举是为了治理大城市病和控制减少常住人口。

除了市区街道，北京各个城乡接合部人口疏解行动也在展开。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流动人口倒挂的“城中村”永丰屯村就是一个案例，目前已经人去楼空。2015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提出，到2017年底，累计调减城乡接合部地区人口约50万人。海淀区政府要求西北旺镇“清走”两万外地人口，镇政府再把任务下达到村里。

从市区、城中村再到郊区，一场人口“疏解”战正在紧锣密鼓进行。近日，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强京冀交界地区规划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等规划衔接，建设环首都生态保护绿带，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严格产业准入管理，严控房地产开发建设，强化房地产市场管控，严控人口规模。

据北京“十三五”规划纲要，北京人口目标是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2170.5万人，若按照2015年自然人口增长率3.01%来算，到2017年年末常住人口将超过2300万人。

今年，北京市政府采取多种方式加大了人口的调控力度。延伸到今，北京的人口调控思维大致有“户籍控人”、“以业控人”、“以水控人”、“以房控人”、“以行控人”、“教育控人”等方式。

按照部分城区已公布的人口调控指标，今年北京至少要疏解30万以上人口。其中，东城区按照常住人口下降3.5%的指标，即净疏解常住人口3.2万人，疏解影响人口12.9万人。西城区方面，今年全年计划疏解人口3.6万人，其中占比最大的是要通过市场和职业教育疏解，带动减少2.8万人。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市区，今年朝阳区常住人口要控制在85.7万人以内，较去年底调减9.8万人；在此基础上，朝阳还将在年内调减25万流动人口。海淀区今年则计划将全区常住人口净减少12.9万人。另外，备受瞩目的通州，将有效疏解中心城区约40万的人口，且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未来通州总人口将不超过200万。从6月份公布各区公布的“瘦身健体”成绩单来看，还是卓有成效的，2016年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较去年下调了3%。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等大城市病给北京扣上了“堵城”、“霾都”等标签。而解决这些问题最直接的办法或就是控制人口规模。不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均提出了人口目标，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广州提出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深圳提出人口发展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那么，大城市病问题根源是人口过多吗？

拿同是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东京来对比，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东京占地面积2191km²，2015年的推算人口为13,50.7万人，人口密度为6160人/km²。北京市占地面积为16800km²，都市地区面积3820km²，以2015年常住人口2170.5万人测算，人口密度约为1292人/km²，远远低于东京。

密度远高于北京的东京如何解决大城市病的？上世纪50、6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东京人口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首都功能过度集中于东京站附近的城市中心区，导致交通拥堵情况严重，东京甚至曾一度被冠名“通勤地狱”。为解决这一问题，东京陆续兴建了7个“副行政中心”并带动周边县域建设“新都心”，以有效分摊首都城市功能。不仅如此，东京还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据东京的统计，目前东京的交通出行总量中，地铁系统占86%。

从东京例子可以看出，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不能简单等同于人口数字。产业转移、交通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办法都值得商榷的。

即使从人口方面进行控制，许多学者建议人口控制宜疏不宜堵。一线城市由于高端资源、公共服务、政策红利等因素自然对人口和财富产生了虹吸效应，若能够实现公共服务和资源均等化、区域协调发展，人口虹吸效应便会分散开来。如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建议，中国需要8个一线城市。

从国际横向对比来说，人口密度数据显示中国仍然缺乏大型城市。中国目前只有23%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而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分别达到45%和65%。另外，中国仅有11%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500万的超大城市中，明显低于美国的21%和日本的57%。

而中国对于大城市的发展逻辑却是不同的，除了控人口，另一个便是严格空地。今年6 月份，国土部发布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调整方案》，明确遏制建设用地过度扩张、防止大城市城区继续“摊大饼”，严格控制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用地规模，将城市土地利用思维从增加增量转为盘活存量的重要思路。

北京市政府日前公布《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土地资源整合利用规划》。到2020年，北京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3720平方公里以内，比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目标减少97平方公里。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控制在162平方米左右。上海十三五”规划中设定了四条底线，明确建设用地总量负增长。

一线城市土地供给出现了严重的“供需错配”，比如北京今年就出现了近半年的土地断供。高需求，低供给后果就是一拍即是地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建议调整城市化发展的方针，放开大城市的限制，发展多中心的城市，要在大城市的周边发展中小城市，形成大中小建设的城市区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对中小城市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一个资源的平衡。通过服务均等化，减少人口向大城市过度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