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经常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无法及时就医、远离教育资源，或难以提升生产效率的一大阻碍。自行车的出现，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

　　世界自行车救济会(World Bicycle Relief)致力于通过自行车来改变非洲各地贫困人们的生活，协助当地居民突破距离障碍，让偏远地区的医疗、教育、经济得到切实发展，进而改善当地的生活品质与经济水平。

　　自行车带来的距离革命

　　世界自行车救济会的成立契机可追溯自2005年南亚大海啸后的国际赈灾行动。当时，全球知名自行车零件公司“速联”(SRAM)的共同创办人弗雷德里克·代伊(F. K. Day)发起了该救济会，呼吁自行车行业为海啸地区重建尽一份心力，捐赠近25000辆自行车到斯里兰卡，作为救援人员代步与居民灾后自力更生的交通工具，发挥了相当大的社会效益。救灾行动结束后，代伊通过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牵线，将更多的自行车送到了幅员辽阔的非洲大陆，盼能借此改善更多穷人的生活。

　　自行车救济会亚洲区经理郑永权表示，救济会在经营上采取“布局全球”的策略，找出全球各地资源的特性后，发展不同项目。目前组织可分为三部分：美国负责资源整合、建立各地连结；自行车产业兴盛的亚洲负责供应链与研发；最前线的协助工作者、销售人员、销售店面、组装厂等散布各国，在肯尼亚、南非、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地皆设有分部。

　　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

　　创立之初，自行车救济会属于纯慈善型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依赖外部捐赠。2008年适逢金融海啸，运营团队开始思索如何让自行车救济会发展得更好，最后结论是：唯有建立一套稳定的商业模式，才能使救济会达到规模化与持续化发展。

　　“社会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企业。”郑永权表示，过去速联出产的高价自行车零件的诉求是针对金字塔顶端的高消费族群，现在需要思考“金字塔底层”的创新，从运营模式创新开始改变。因此，救济会在原先的非营利组织之下，成立了一间名为“水牛”的有限控股公司(Buffalo Bicycle Limited)，同时也将“水牛”作为打入非洲市场的品牌名称。救济会在非洲当地进行市场调查与行销后，以高价、耐用、高质量的方式，寻求稳定的获利模式，至2013年底，将捐助及销售数量都算在内，已有16万辆救济会旗下的自行车在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的土地上奔驰着。

　　靠向当地银行贷款买下救济会的自行车，一位本来一天只能步行、牵着一两头牲畜至市集贩卖的农夫，便可在自行车上组装货架、承载更多牲畜到市集，增加交易所得；一方面偿还贷款、雇用员工进行买卖，扩大营业规模。另一个例子是自行车救济会提供肯尼亚一个玫瑰农场的老板300辆自行车，该老板挑出表现好的员工，为他们支付70%的价钱来购买自行车，其余30%则由员工每个月分期付款。对员工而言，这是农场给予他们的肯定，而他们也会因为骑自行车而更加准时上班，进而提升农场整体生产效率，也能逐渐改变当地整体经济。

　　而自行车销售所得的收益会回馈到救济会，进而被投资用于教育培训，培养1000多名非洲当地的自行车组装、维修技工，在当地创造工作机会，并形成自行车产业链。自行车救济会也以小额分期贷款方式让穷人买到可供代步的自行车，让中小企业与微型创业者可“借力使力”，通过交通工具改善生产力以及家庭成员看医生、受教育的效率。“我们不只是给他鱼吃，也不只是给他钓竿、教钓鱼，而是尝试做到‘让池塘里有鱼’。”郑永权说道。

　　到当地发现实际需要

　　郑永权认为，即便拥有多年在自行车产业工作的经验，在运作自行车救济会时仍然遇到许多困难。“这是非常真实的战场。要做社会企业，一定要让你的产品跟其他产品有竞争。”他指出，高档的自行车进入到非洲，定价比中国和印度品牌高昂，但要保证绝对比其他产品有更好的质量，才能克服非洲恶劣的地形。这才是自行车救济会产品的竞争优势。

　　他也提到，投身社会企业，应该抛开想要“丰富我们自己”的浪漫心理，意识到当地人的需求，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更为重要。“常听人说‘答案在当地’——走入现场，真正了解当地需求之后，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他说。因此，他每年都要到非洲待上一段时间，实地了解他口中所谓“艰困的最前线”的变化与挑战。

　　金字塔底层的翻转

　　“穷人的发展比你想象中的慢，必须要有很长的耐心，终其一生都必须想：还有多少需要改善。”郑永权表示，金字塔底层人口是全世界人口的八成，这群人在生活上有相当大的“需求”，但他们的需求却不会自动变成“市场”。自行车救济会希望建立一个跨世代平台，将非洲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一个需求能够被满足的市场。

　　“量化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已经帮助多少人，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郑永权表示，提升当地的经济环境是救济会持续努力的目标，“我们希望看到金字塔底层的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