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我说我写这个案件为什么一把就抓这个案件，因为首先这个案件刚报道出来的时候把我吓着了。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片段：一分钱都不敢动，全在这儿。

　　周梅森：一个正处级的副司长怎么能贪这么多？首先把我惊着了。一个能惊着我的故事，那么又是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如果我不把它写出来，人民不会相信你，我们这部戏是真诚地面对社会，是一部不撒谎的戏、有良心的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说我一开始就抓到这个故事，就让人知道下面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给你展现的将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就像我们那一年的节目讲到所谓的“讽刺性的相声”，老百姓全都笑过，还说第一次把反腐搬上了什么某节目，听众都笑话，老百姓都觉得是笑话。首先你不真诚，你没有把那种严峻的政治生态那种现实告诉老百姓，而且老百姓知道的比你多得多，他还看你的？为什么要看？对不对？你像这个事老百姓知道，知道以后他带着心理预期，他也会看你的表演，看你挖掘得合理不合理。一下老百姓就有代入感，这种代入感就使这个戏一下子就把观众的心扣住了，所以起点就很高。一下子就跳上来了，起点。

　　其他角色有原型吗？

　　男：那您说的这个官员有些可能是有一些真实的来源的，比如说咱们第一个小官巨贪的处级干部，那您写到的这些个工人呢？他们是有生活的来源吗？比如说像郑西坡这样的人。

　　周梅森：当然。

　　男：有生活中的来源吗？

　　周梅森：当然有。

　　男：有您朋友的影子吗？

　　周梅森：当然有。我从来没有脱离弱势群体的生活。为什么？你知道我早年是从煤矿出来的。那个煤矿在我离开它没几年，十年左右吧，十来年煤炭资源枯竭破产、倒闭。然后一个煤矿接一个煤矿倒闭，一个个关，整个徐州煤田几乎关光了，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下岗工人，我亲弟弟两次下岗。目前是第二次下岗，他还差一年到退休年龄。拿八百块钱的生活费。所以我的作品包括此前的作品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对我的底层的这些兄弟姐妹，所以说因此很多人想到郑西坡想把他（戏份）拿掉，我认为是绝不可以的。如果没有这一条线索，我不敢叫《人民的名义》，哪敢叫《人民的名义》？那就“官员的名义”，对不对？或者是“检察的名义”对不对？

　　这部戏不是一个简单的检察戏、检察破案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反贪剧。我想呈现的就是目前一个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社会生态的情形。坦率的讲做这部戏、写这个小说，我是有些野心的。我根本就不想给你们做一个什么案件剧，做案件剧就不是我的事。

　　男：就是您说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这些老朋友们……

　　周梅森：我的有些老朋友们热泪盈眶，流了好几次泪。就是说这么多年，终于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他们说尺度大，我现在没有感觉尺度有什么大的。这是很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男：主要大家都不敢说啊。

　　周梅森：这有什么不敢说的？这又不是什么政治反对派。我的立场，我谈问题也好一切描述从小说到电视剧，我的所有描述的基点是什么呢？是我充分肯定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这个基础上谈问题。

　　男：我看到您在好几个采访里都说您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

　　周梅森：对，参与者、受益者。我这个年我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或者是后来的对历史那种追溯的人，我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跟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是这段历史是我参与创造的，所以我对它就非常熟悉。很多人说这个东西这么爆款似乎是天上掉馅饼，熟悉我的人知道不是。它实际上是我二三十年来的坚守，一直我在关注着改革的进程，关注着这个官场的生态。那么终于获得了今天这么一个出口，找到了一个和社会和这个官方、民间、社会、创作者，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所以才产生这个效果。那么这种公约数的找到，不是偶然的。换一个人叫他找找试试，这个尺度搞不好你出来。

　　片花：《人民的名义》火到这种程度上谁也没有想到，太出乎意料之外了。他们说尺度大，我现在没感觉到尺度有什么大的。它是触摸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痛点，官方、民间、社会、创作者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为何要写“大风厂”？

　　周梅森：那么这条线索呢，也恰恰是我亲身经历的一场股权纠纷引发的。如果我没有切肤之痛，那么很难写出大风厂工人的切肤之痛。目前这官司还没结束，还在这个危险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接了这么一个剧，那就很自然地我就把这个股权的官司的线索，写了进去。这个社会的无底线、银行的不讲商誉，突然断贷。我说在股权官司打官司的时候，我天天就面对着，就是“蔡成功”一天给我一个意外。正是有这切身的体会，所以我把这个官司代入了大风厂的股权官司里去了。所以这个故事它就有一个扎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