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安在打字机前用尺子一行行比着写

　　△“梁老易”在自己的店铺里等待生意上门

　　原标题：岁月不饶人——香港最后的文书先生| 深度人物

　　记者/杨宝璐

　　编辑/刘汨宋建华

　　校对/刘翠琴

　　文书

　　玉器市场地处油麻地街巷，分为东西面店铺，杜安的铺面就在东面的8号。门面窄小，只有三四平方米的样子，屋里一张桌子，摆上台打字机，吃饭的家伙就算齐全了。

　　杜安看上去不显老。他68岁了，头发染得黑油油，腰板挺直;但岁月不由人，虽然戴着眼镜，还是看不太清，密密麻麻的账单上一排排的数字，要拿把尺子，一行行地比着写下去。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父亲就从事这一行，并以此养活了三个儿女。那时候，写信是个好行当。在当文书先生之前，杜安的父亲在会计楼里做文员，薪水不抵写信，索性自谋出路，在市场里租一个小格子，写一个报税单，可以收两三块钱。

　　做这行需要对法律法规，政府文书和办理方式，以及财务报表有着相当的熟悉。从小，杜安就帮着父亲料理摊子，一来二去，也就无师自通。

　　1977年，杜安中学毕业，在码头做装卸工作。早些年，他算是学历比较高的“学生哥”，英文张口就来，还会写——“很多人只会说英语，但不会写。”

　　杜安也爱看小说，赶上香港文学比较发达的时期，读林燕妮，读金庸，还专门找来个本子抄写中英文金句。

　　70年代香港航运行业不景气，父亲劝他，回来做文书先生吧。杜安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接了生意，40年再没改行。

　　文书生意说来简单，只需要识文断字懂财务，一些初入港岛者选择以此为生。

　　杜安所在的档口，不少人“出身不凡”。11号“梁老易”年纪最大，今年已经77岁了，瘦得肋骨突出，在夏天闷热的玉石市场，打个赤膊一字一句地抄写税单。

　　他来自胡志明市的一个华侨家庭，迄今为止，他仍称之为“西贡”——早在胡志明市改名字之前三年，1972年，因躲避战乱，“梁老易”只身来到香港。

　　在越南，“梁老易”是会计楼的主任，会中、英、法、越四种语言。“在读中学之前，我一直都跟着父母说中文”，“梁老易”说，读中学时，父母跟他说，既然要在越南扎根，就一定得学会跟当地人打交道，他读了越南的中学，学会了越南话和法语。

　　越战后期，他来到香港谋生。没有朋友，也没人给他介绍工作，“梁老易”先是在码头酒吧里做调酒师，站稳脚跟之后，凭借着对财务的熟悉，在坊间开档口写信报税，这一写也是40多年。

　　△价目表

　　情书

　　杜安赶上了文书行当由盛转衰的年代。

　　在他刚入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初现端倪。经过了六七十年代大量人口涌入香港的时期，生意已趋于饱和。杜安回忆，那时候，一个小小的玉器市场，文书摊位多达二三十家。“客人多，写信的人更多，竞争非常激烈。”他说，价格下跌到1块2一份。

　　女摊主比男摊主独有个优势，就是写情书。有情书业务的摊子也比普通写信档大一些，分小门，有写情书的找过来，请进小门里拉上帘子慢慢说。据香港媒体报道，来写情书的，女性要比男性多。很多“女写信先生”，都是小学或中学的退休校长，她们不仅识文断字，还写一手好文章。

　　“我们男人没有那么浪漫”，杜安笑道，他不惯诗句，总觉得英文的歌词抒情起来直白又达意。

　　那时候，除了报税，业务中很大的一块，是替人们写身份申请。其中，“陆客”占到了相当的比例。

　　20世纪70年代，面对大规模移民，当时的港英政府一度采用抵垒政策。抵垒政策从1974年起，一直持续到1980年，当时的政策是，如果非法入境者能够进入市区，就接纳为合法的移民，但若在边境被执法人员截获，就会被遣送回内地。

　　杜安记得，那时候，“陆客”到达市区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文书先生，写合法移民的身份申请。

　　这项业务在1979年底达到了顶峰，等到人们申请到香港居民身份后，也还是要来找文书先生，再写申请，将留守内地的妻子儿女们接来。

　　△纸堆从脚下一直摞到头顶

　　北上

　　这种情况随着改革开放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杜安记得，80年代以后，他的客户越来越少。

　　改革开放后，内地的优惠政策吸引了不少港商北上。“主要是制衣，电镀的厂子”，杜安说，以前他的不少客户就是玉器市场附近的小企业主，他们把厂子移到内地之后，杜安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客户。

　　彼时，杜安正好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为了养活孩子，他又回码头去兼职。等到孩子稍大一点，太太也出去兼职补贴家用。

　　好在当时还有翻译文书的生意支撑着。早年，香港为英国殖民地时，政府文书用英文写。而不管是填写申请，还是向法院提交诉状，都要写英文版，那些不会写英文材料的人只能找文书先生翻译。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之后，政府公告、申请表格也都改成了中文，这项生意也就随之成了历史。

　　香港回归后，杜安曾跟孩子们一起去过一次深圳，大半辈子过去了，口岸那一边他还只是从电视上看过。那次一日游，孩子们对旅行团安排的节目感兴趣，但杜安却觉得无聊，他更喜欢静静的打量这个一关之隔的城市。

　　“深圳真大。”他说。对于时代，自己始终是个旁观者，后来，他还跟妻子回了一趟上海老家，也呆不惯，“北面冬天冷”，杜安还是觉得香港好。温暖，不管生意好不好，出门就是熟悉的繁体字和粤语。

　　△逼仄的铺面

　　消失

　　但就是在最熟悉的家乡，属于杜安的天地也越来越逼仄。

　　随着行业的衰落，如今在玉器市场，仅剩下七家文书档还在勉强营业。档口倒闭的无声无息，前一天还开门营业，晚上收档门一关，第二天就再也没有打开。

　　他本来还有两个合伙人，摊子与他相邻。一个去了国外养老，一个退休在家。走之前把摊子托付给他，杜安舍不得关，就算没客人，一开档也要把两个摊子的门都打开。

　　现在大部分写信人都上了年纪， 最小的也有40多岁。“女先生”只剩3号铺子的一位在开业，她脾气大，遇到不喜欢的客人，她不给好脸色。同行之间竞争激烈，有时她来的早，看见旁边的摊子东西过了线，就生气的一把扒拉到旁边，掉在地上也不捡。

　　但这一排的同行都让着“女先生”。档口一个接一个地关闭，还在做的人在小得可怜的生意上，竞争中依旧维持着体面。提起她，杜安不评价，只是笑笑称，“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九龙区寸土寸金，一间大学宿舍大小的房间每个月租金得五六千元，而在玉器市场，一个档口一年只需要缴纳4000块的摊位费，而收入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

　　杜安每年的收入只有7万元左右，在香港，这算是比较低的收入了。在2000年开始实施强积金制度之前，香港人养老主要依赖年轻时的积蓄和参保，以及专为老人设立的“生果金”，或领取综援金。

　　政府将65岁以上长者资产分级，最贫困的可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综援金)，钱不多，因此，很多老人依旧需要工作来补贴生活。

　　杜安没法退休，香港也不流行跳广场舞，退休只有电视机为伴。他的工作既是

　　一种生活，也是一种社交，太太同样没休息，在超市帮工。

　　杜安在家里落个寂寞，宁愿每天走40分钟的路来开业，也不愿在家里休息。

　　在玉器市场卖首饰的那些老摊主眼里，仍把杜安看作为邻多年的“读书人”。但外界的“读书郎”越来越多，杜安和同行们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少。电话电邮普及了，沟通毋需再写信，情书，更是早已不流行的表白方式。

　　每年4到8月是报税的高峰期，到如今，即使在高峰期，杜安每天也只有四五单生意，一单收费几百块。

　　杜安倒也看得开，他想着，有一天开不动了，就回家去。比起退休，更让他忧虑的是，没到干不动那天，就没有人再需要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