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荣一家合影。去年7月夫妻两人放弃打工生活，从广东回家乡，陪伴孩子们。

　　居仁中学的王蕾老师，背着女儿走在去家访的山路上。

朱昌小学，两个小学生通过学校亲情聊天室的电脑和在外打工的妈妈视频聊天。

　　居仁中学初二学生彭晓敏，儿时失去双亲，平时在学校寄宿的她，每到周末还是尽量回趟家，帮奶奶干些农活。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加之产业发展的成熟度、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文化观念迥异等因素，留守儿童成了世人聚焦的新时代社会命题。今年5月19日至20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培训班在贵州省举行，受到社会及媒体广泛关注。那么现在贵州留守儿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再次深入到贵州省毕节市的广大乡村、学校进行探访。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贵州毕节报道

　　距离毕节市七星关区113公里的田坎乡，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在通往茨竹村的公路旁边，一幢二层小楼紧邻马路，贴着整齐的瓷砖。 去年6月9日，在外打工的小楼主人张方其接到噩耗：四个孩子在家中服农药死亡，最大的哥哥14岁，最小的妹妹5岁。 如今，小楼的铁门紧锁，屋顶上两盏红灯笼很显眼，“村里人给挂上的。”有村民说，春节后，张方其就不见了踪影。 悲剧背后，是中国转型时期民工潮给劳动力输出地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面对不轻松的现实，毕节乃至贵州省，进一步把关爱保护留守儿童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毕节在全市实行“控辍保学”制度，从县长（区长）、局长到乡长、村长（村主任）、校长、家长，师长（班主任），层层都要签责任书，确保留守儿童不辍学；出台《关于切实加强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实施意见》，将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纳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体系。

　　采取“劝父母返家照料一批、劝父母携带外出一批、委托监护照料一批、机构临时管护一批”等“四个一批”措施，落实留守儿童监护责任。全面落实社会救助政策，使留守儿童基本生活有保障，全力防范留守儿童受伤害事件再次发生。

　　“毕节再也经不起这样的事情了。”一位官员说。 毕节有180余万人在外务工，据毕节留守儿童办公室介绍，目前有农村留守儿童26万多名，全部在市、县、乡建立了台账，在村和学校建立了档案。与2015年相比，留守儿童减少了约6万名。 数据背后，毕节的压力仍在。

　　返乡的父母

　　张家4个孩子出事时，杨祖荣、曹永萍夫妇在广东中山一家抛光厂打工。

　　当天夜里，曹永萍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隔壁茨竹村的坡坡上，都是官家来的车。”第二天，她和丈夫就在手机弹出的新闻里得知，老家田坎死了4个孩子。

　　“隔着四五里山路，不在一个组。”在外打工十五六年的杨祖荣夫妇并不认识张方其一家，但4个孩子喝农药的事儿，让两人夜里睡不着觉：他们的三个孩子，当时也在老家。

　　远在广东，曹永萍只能通过电话和老家的孩子们联系，叮嘱他们“一定得听爷爷奶奶的话。”

　　杨祖荣想过把孩子们都带在身边。可现实又不允许。

　　“大城市里，外地孩子想上个公立学校，手续、证件就是个门槛。”

　　私立学校，杨祖荣想都不敢想，一年打工挣个五六万，孩子学费就得花掉近一半。

　　把孩子送回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杨祖荣觉得也不是坏事，“祖孙能相互照顾。”这种模式，茨竹村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们早已习以为常。

　　杨祖荣说，过去很少意识到他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别人家出了事儿，才感到后怕。”

　　曹永萍看到新闻里曝光的遗书，张方其的大儿子写道，“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看着这些话，曹永萍心里发凉，躺在异乡的出租房里，两口子也在想，“咱俩这父母当的到不到位。”

　　去年7月，夫妻俩接到村干部的电话，“让尽量回去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村里想办法给找个工作。”两人决定，都回老家。

　　往家赶的火车上，杨祖荣的手机每隔两三个小时就响，“孩子们总问，爸爸妈妈到哪了？”

　　现在回家多半年了，曹永萍下地锄个草，10岁的小女儿也蹦蹦跳跳地跟在她身后。她坐下，女儿便钻她怀里。

　　大儿子杨方贵发现，弟弟妹妹比以前能说能笑了。

　　杨祖荣最盼着孩子们放学，盯着他们写作业。看见孩子们成绩又好了，杨祖荣就觉得他们的回归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