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3·15”，尽管并不是只有这一天才会有消费权益纠纷，但似乎只有这一天才会有人对此作相对密集的讨论——— 同样的问题，甚至同样的无解。不同的是，今年“3·15”，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诸项曾被称作亮点的条款面临实践考验，与此同时，最高法在日前也发布《维护消费者权益白皮书》，介绍过去四年来各级法院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工作。

　　尽管新消法首次赋予了消费者“后悔权”，消费者通过网购等方式购买商品，收到货品7天内，无需说明理由，都可以退货。但在作为例外被规定的诸种事项中，依然有“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这样表述太过模糊的内容，让这份消费者的“后悔权”，具体如何行使，从一开始就面临不少变数(或曰难度)。

　　据《新京报》记者的查访，很多同类别商品，在不同的购物网站，退货的“门槛”并不相同，而此种新法颁行伊始便面临的维权困厄，几乎在草案讨论时便可以准确预见，同时这也不是消法所独有的情况。试究其原因，则难免要回溯到立法和法律修改的阶段，围绕法律草案的字斟句酌，总体呈现出博弈不够透明的状况，有参与意向的社会各方实质性的参与度不够，学界、舆论乃至普通公民的各项建议是否能顺畅、有效地到达立法层面。立法需要博弈，博弈难免让步，但如何让各种让步都变得显性、透明，却依旧是个问题。新法实施伊始便面临“夹生饭”，消费维权的路是否一改往日的艰难、开始变得顺畅，似乎还有待审慎观察。

　　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群体之庞大，让维护消费者权益成为关乎市场健康、稳定乃至公民权利意识的重要指标，用最高法白皮书中的说法，“消费维权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重要体现，是市场经济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按照白皮书所给出的数据，法院受理消费维权案件数量，2010年为112779件，到了2013年上升为128198件，白皮书中以此证明“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维权案件增多”。但如果与中国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做比较不难发现，消费行为和消费纠纷几乎每一刻都在发生，而消费维权活动能最终进入诉讼渠道的并不多，甚至少得可怜。

　　固然，消费中的小规模纠纷，或许在诉讼之前也有通过调解、行政干预等手段得到处理，但同样不乏恶劣的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面临消协扯皮、诉讼艰难、成本高昂的困局。但几乎与此同时，苦恼、堵路、扯条幅、自毁商品甚至不惜自残等中国消费者的独特维权方式在媒体平台上却并不少见。一边是消费维权案件缓慢增长，一边却是非诉讼渠道的消费维权事件井喷，这很难用“厌讼”、“耻讼”的古代中国司法传统去完全解答，毕竟吸引眼球的消费维权方式，事实上在牺牲更多尊严、耗费更多成本。

　　消费者的权益伸张无法到达法庭，需要反思的首先还在司法程序。如何让消费维权更加方便、快捷、无障碍地进行，在这一层面，新消法中所修改的举证责任倒置条款，显然更具可期待性：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部分引入消法，考虑到了消费者现实维权的举证窘境，更多强调经营者的举证责任，其后续的适用与操作值得关注。另外不得不说的是，新消法同时引入的公益诉讼条款，在诉讼提起主体上，赋予消协发起公益诉讼的惟一主体地位，这相较于《民事诉讼法》中，将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赋予“有关机关、社会团体”，虽然算是进一步明确，但也大大予以了限缩。此前草案讨论时，南都社论曾强调，在消协本身体制改革加速的同时，多元化的诉讼主体，更有利于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多方合力。民诉法本身已将公民个体限制在公益诉讼主体范畴之外，消法更将除消协之外的其他组织也排除出该范畴，这将成为下一步消费维权立法推进、争取和改善的核心领域。结合消费维权案件增长速度缓慢，以及不少消费维权活动无法进入法庭的现状，公民和民间组织在消费维权公益诉讼领域的作为却反而受限，值得重视和反思。

　　你可以什么都不是，但你一定是个消费者。消费维权的理念与实践，由公民权利意识出发，有赖权利本位的立法与司法做强有力保障。消费维权的路，与国家与社会的进展同步，应当而且也有必要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