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658个城市，北京是众城仰望之城。

　　北京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没有之一。

　　2069.3万人生活在北京(至2012年末)，每年超2亿人次进入北京；北京地铁日均运客超1000万人次，北京公交日均运客超2000万人次；全国最大的这片1386平方公里建成区，有最多的机会，也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空气污染、天气灾害、水资源压力、就学压力、就业压力、高房价、高房租、交通拥堵、交通管制、尾号限行、购车摇号、高考户口购房的政策门槛，这些城市问题在中国多个大中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也共同构成了生活在北京的痛点。

　　如同陈冠中所写《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为什么还在这儿？》一样，生活于此的人对北京总有梦想和企盼，宁愿痛并快乐着。

　　如同汪峰所写《北京北京》一样，“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在这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对北京的抱怨和吐槽只是为了让城市更美好，爱之深，责之切，决不能泯灭对北京的眷恋和热爱。

　　北京、北京……人们呼唤着它的名字，像爱爱人一样爱它，也像恨薄情郎一样恨它。人们吐槽它的不是，却怀着坚定不移的柔情蜜意，怀着它成为伟大又宜居之城的期望。

　　“创新”和“包容”，已成为了8个字的“北京精神”的一部分——因为包容，北京能承受一切热爱它的人的吐槽；因为创新，北京能让吐槽变成建言、让关注变成动力，共同铸造城市之光。

　　终究，北京是中国人心中最在乎的城市。

　　你决定来了吗？你决定走了吗？

　　雾霾中的北京哲学

　　在雾霾中艰于呼吸的人们怀念过往时，会认为他们不属于眼前这个巨大陌生、日夜变化着的城市，而属于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吗？但世上最清醒、最悲哀的一句话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20年后回归的张楚，在舞台上大声念出“城市很脏”，台下的上海观众发出嘹亮的吼声，是共鸣，也是痛楚。这是2013年上海、北京，及大半中国城市共同的痛。

　　诗人俞心樵的诗句“此刻，蓝天蓝到了家”，看似平淡无奇，却让那些从北上广逃离到大理的人惊叹，没经历过北京雾霾之痛，没见识过大理之明丽的人，无法体会这种对于干净之“蓝”的渴望和绝望。

　　《小熊维尼》里那头驴子Eeyore,觉得整个世界都处于宿命论之中，阴沉、悲观，像个忧郁的哲学家。雾霾深重的北京，让身在其中的人，都成了哲学家。

　　也许，北京糟糕到诡异的空气唯一的好处在于，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总有新鲜话题可聊、可奇、可叹、可怨、可怒，可在瞬间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

　　雾霾是个盖子。打开它，所有的槽点，都来了。

　　有些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选择。而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刚需。

　　北京，你决定来了吗？北京，你决定走了吗？

　　2013年，据说北京户口的“黑市价”在20万以上。

　　而截至2013年10月，北京房租连涨55个月。

　　北京16万蚁族的月收入4000多元，其中11万人人均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

　　北京每年仅交通管制就达7000余次。2013年年底公布的摇号新政显示：2014年起，指标总量减少至15万个。

　　2013年一项房贷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申请额度方面，54%的北京购房者需要贷款100万以上。

　　但，即便雾霾深重，即便有上述所有的数字，2014年加入北京的人群仍旧会源源不断。有些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选择。而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刚需，无弹性。

　　对知识分子来说，北京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多、思想多、研讨会多、媒体多的地方。

　　对演艺圈和艺术界人士来说，北京是功成名就、人脉集中、机会多多的地方。

　　对媒体人来说，北京是政策发源地、新闻多发地、专家密集地。

　　对于父母来说，北京是教育资源最好、考大学最易、距离望子成龙梦最近的地方。

　　还有诸多对北京的现实考量：作为首都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行政优势，多年来赶不走也禁不了、绵延不绝的驻京办，发改委外长串的车流，大型垄断国企的总部，都在告诉你——这个城市有它傲慢的底气，因为即便它房价高、交通堵、空气污染、水源枯竭，但我们，总有不得不来的理由。

　　也因此，有各种“北京不欢迎你”的姿态：

　　北京有最好的教育资源，也有全国最吝啬苛刻的异地高考政策。2013年，全国共有27个省市公布随迁子女就地中高考的方案。根据北京出台的政策，从2014年起，要求有北京市居住证明与合法稳定的住所，要求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要求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6年，要求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即便满足了这所有的条件，也参加不了普通高考，只能参加高职、专升本、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高等教育、开放大学等考试。无论是和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比，还是和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比，北京政策都显得异常傲慢和苛刻。

　　北京有最市场化的公司、外企、媒体，让所有人不论出身凭个人才艺闯出一片天，但也总有各种各样荒谬的排外声音。“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试审核”、“对本地、外地人口购买北京住宅，应该同房不同价”——专家们频出惊人之语，北京媒体乐见其占据显要位置。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各种族群或类别全都在根据同样的未成文法则行事，这种身份是持久的，它延伸到过去和未来，有种像生命一般经久不息的东西蕴含其中。

　　若是如此，我们愿意北京人性格中延伸到过去和未来的，不是傲慢和偏见。

　　疯狂的房价和日新月异的租房价让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不断刷新着有关居所的新名词：从地下室生存到胶囊公寓，从蜗居到井下穴居，北京客的生存智慧和忍耐力让人叹为观止。

　　一个城市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远比它有多少标志性建筑，多少耀眼赛事更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美好和强大。

　　在胡同长长的光影间，永远礼貌客气，永远干净体面，带着京范儿，过着简单而讲究的日子。

　　北京是世界建筑大师的舞台和试验场，在这里，他们不断推出让世人大开眼界也大跌眼镜的标志性作品。但让“中国当代建筑之父”张永和一直记得的，却是这样一幅画面：小时候，他站在景山顶上看北京城，灰色的屋顶如波浪蔓延，只有绿树和偶尔冒出的辉煌的金色，打破了一片灰色的瓦浪。

　　如今，这样古朴、和谐而连贯的城市景观正在被不断刷新和取代着。北京越来越硕大无朋，在北京生活的外延也不断被刷新着。曾经的望京、天通苑、通州都已是过去时的话题，如今的燕郊，再调侃它属于河北还是北京也都不再新鲜。北京的大饼，还在不断地向大向外摊着。同在北京生活的朋友，见面次数以年为单位计算。

　　有人开始怀念起老北京，向往《城南旧事》里的北京，《骆驼祥子》里的北京，《京华烟云》里的北京，《青春万岁》里的北京，《夕照街》、《钟鼓楼》里的北京。今天还在胡同里住着的年轻人会嘲笑文人和艺术家的矫情，一面是没有厕所和浴室、空间逼仄的胡同生活的窘困，一面是文人的审美需求。但他们都做不了主，无法选择也不由你选择。

　　其实人们怀念的老北京，也不只是胡同生活那么简单。作家崔岱远在《京范儿》里写出了一个北京孩子心底的北京。那里有蓝天、白鸽、红墙、灰瓦，那里的老街坊不紧不慢穿行在胡同里长长的光影间，永远礼貌客气，永远干净体面，带着京范儿，过着简单而讲究的日子。

　　地道的京范儿到底是什么？崔岱远认为很多人心目中的那种风格气质和神采大概形成于清末到民国，然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人们还到副食店去打芝麻酱，家里煤球炉子上的水壶还‘呱啦呱啦’地开着；那时候登上钟楼，还能看到结构清晰的胡同群落，筒子河畔还能听到清亮透彻的胡琴儿声。”

　　如今，这样的生活方式基本已经消失，拆掉的，不只是胡同和四合院，流逝的，也不只是京腔京韵，人们想念的，还有和谐亲近的邻里关系，老北京人安静而热闹、踏实而简单、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

　　但世上最清醒、最悲哀的一句话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英国著名记者杰里米·帕克斯曼说：英国人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近在咫尺的城市，而属于相对远离自己的乡村，真正的英国在乡下。

　　在雾霾中艰于呼吸的人们怀念过往时，会认为他们不属于眼前这个巨大陌生、日夜变化着的城市，而属于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吗？（文/ 陈艳涛）

　　北京离北平最远的城市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是自我的面目全非，是昨天我叫北平，今天我叫北京。

　　北京是现世，现世以安稳为主；北平是往事，往事不安稳却有传奇。

　　老舍说：“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尹丽川说：“北京一下雪，就变成了北平。”

　　1928年至1949的民国时期，北京叫北平，逾20年。

　　北平很不平，但战乱动荡并未使得“帝都”人心惶惶。老舍短暂离开北平，想它至流泪：“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

　　老舍言，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于是，老舍写了《想北平》。

　　鲁迅的情绪则要平和而有距离得多，他从绍兴至京，看尽人情冷暖、官场丑态、学者“装逼范儿”，但他对北京却有好感，他总结说：“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

　　鲁迅作《北平的春天》一文，似乎并未夸赞北方之春，春天毕竟太短，未及打赏，便已失落。倒是恶狠狠地喜欢漫长冬天，仅仅因为“纸糊的屋里”暖意融融的缘故。

　　没有作家书写自己的城市，这个城市便不可爱了。北平时还有这个习惯，你写《故都的秋》，我便写《上海赋》；你写《京华烟云》，我便写《倾城之恋》。如今写是在写，只是那声响气质，全然只见其小，瞬间便被人遗忘。

　　且来看看北平的建筑气派，《京华烟云》一出场，便从商人姚思安家的四合院写起，“大门口儿并没有堂皇壮观的气派，只不过一个小小的黑漆门，正中一个红圆心，梧桐的树荫罩盖着门前”，可是姚家的房子“坚固，格局好，设置精微，实无粗俗卑下华而不实的虚伪样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姚木兰“卓然不群与坚定自信的风度”得以养成。

　　倘若测绘现代北京的地形图，这四合院或可视为城中之“城”，一个五脏俱全的日常化空间，一个不无理想化的家居处所。

　　林语堂眼中的北平，“像一个国王的梦境”，像“一个饮食专家的乐园”，“是贫富共居的地方”，“是采购者的天堂”，有“旧的色素和新的色素”，……而最重要的是，“北平是一个理想的城市，每个人都有呼吸之地；农村幽静与城市舒适媲美”。

　　一如他在《京华烟云》中刻意突显的，北平是田园与都市的合体。

　　这是北平时期，北京时期则丢掉了自己的艺术。中国人比美国人赶忙多了。北平是“慢之国”，北京则是“急之国”。

　　林语堂宣扬“闲适”、“中庸”的人生哲学，将其宣示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抒情哲学”，并张扬“田园都市”日常生活的精微美妙之处。而这，正是他在《辉煌的北京》一书中所倡导的。不过，他辉煌的北京，指的是北平。

　　还有郁达夫，浪荡中国许多地方的才子，最后扎到北平，诗意地栖居：“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

　　他讲起民国人的种种优点，即便现在看来，也是“各人有各人的样子”般的好：“在当时的北京——民国十一二年前后——上自军财阀政客名优起，中经学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于负贩拉车铺小摊的人，都可以谈谈，都有一艺之长，而无憎人之貌；就是由荐头店荐来的老妈子，除上炕者是当然以外，也总是衣冠楚楚，看起来不觉得会令人讨嫌。”

　　如今的北京，虽也人文荟萃，只是“人格”的不确，而“奴格”则每每遇见。格之不存，样子便也变了。

　　郁达夫对北京的感情不亚于老舍：“所以在北京住上两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时候，总只感到北京的空气太沉闷，灰沙太暗澹，生活太无变化……但是一年半载，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地浓，格外地切。”

　　法国作家谢阁兰1910年寄给德彪西的信中写道：“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这一点。”清晨，他会“被柔和的叫卖豆腐脑的声音吵醒”，黄昏，他可以欣赏院子上空的蓝天，“被四合院截下来的一块，属于我的一片蓝天”。夜晚，“在坐南朝北的睡着觉时也参与了整个城市的生命”。他觉得四合院住起来“舒适又方便”。他称北京城是“梦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

　　民国才子作家张恨水写道：“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了。”

　　要说北平，“那真是一部廿四史”，无从说起。张恨水对北平的态度，如同当今文人对北京的态度：“北平这个城，特别能吸收有学问、有技巧的人才，宁可在北平为静止得到生活无告的程度，他们不肯离开。不要名，也不要钱，就是这样穷困着下去。这实在是件怪事。”如同陈冠中所写《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为什么还在这儿？》一样，吐槽完北京的种种缺陷操蛋之后，依然赖着不走。

　　北平之美，美在其格局，四九城，即现在的城六区。房子都是四合院。不似如今“摊大饼”，圆环套圆环，大马路尚未有，城市尺度合适游街。叹如今几乎被硬生生的大拆大建变得面目全非了。从梁思成、林徵因到王军、华新民，呼吁声从北平传到了北京，但理想越来越远，欲望越来越炽。

　　张恨水说：“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里不是花果扶疏？这且不谈，就是中产之家，除了大院一个，总还有一两个小院相配合。这些院子里，除了石榴树、金鱼缸，到了春深，家家由屋里度过寒冬搬出来。而院子里的树木，如丁香、西府海棠、藤萝架、葡萄架、垂柳、洋槐、刺槐、枣树、榆树、山桃、珍珠粤、榆叶梅，也都成人家普通的栽植物，这时，都次第地开过花了。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

　　郁达夫直言北平秋季之美：“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他的比喻倒也深得俗味：“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

　　然后，他给北平的秋天写了“情书”：“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者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张恨水则说：“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 他所住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柏，微微点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袒臂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会觉得这是很有趣”。

　　林语堂总结说：“北平是豪爽的，北平是宽大的。他包容着新旧两派，但他本身并不稍为之动摇。”

　　北京到北平的距离，不是时空的距离，而是心理的落差。中式与西式共存的生活方式，以中式生活被摧毁而告终，而西式的生活方式中，又只仅仅学到了西方的欲望表达，而没有学到其人文精神。

　　那时的北平人，穿长袍或西服，戴礼帽；人力车夫，也是短装利落，干干净净。物价便宜，知识受到尊重，稿费高，谋生易。礼节尚未废除，待人接物，还是民国范儿。

　　如今，生活方式变迁之烈，每况愈下。人心的困顿与生活之艰，在媒体信息巨变之时，难有舒畅安宁之日。缺水、缺新鲜空气、缺房子住、缺人——永远缺人才，这便是今日北京之现实。

　　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只是那时常有太阳升起，而如今则被雾霾笼罩。（文/胡赳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