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3·15晚会曝光大唐高鸿股份公司的大唐神器植入木马吸费，同时会泄露用户的个人隐私，而用户表示“删都删不掉”。随后，大唐高鸿发表声明，否认传播恶意软件。

　　对于植入用户手机的恶意软件，央视主持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恶意程序在我们的手机上开了一扇后门。偷偷溜进来的小偷不仅偷走了我们的流量，更可恶的是偷走了我们的个人隐私”。虽然危害性不容小觑，但与现实中的小偷不同的是，这个“小偷”是虚拟的，因而更具隐蔽性，大多数消费者即便被偷了，通常也是浑然不觉，堪称“网络神偷”。

　　据悉，手机经销商每安装一款这样的恶意软件，可以从大唐高鸿获得0.7元到3元不等。看似很小的数字，如果乘以庞大的用户数，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个“市场”有多大，也就意味着消费者的利益被侵害得有多严重，以及恶意软件的相关传播者所获得的非法利益有多丰厚。更重要的是，这些恶意病毒程序无孔不入，在手机出厂、消费者应用当中都可被植入。换言之，在恶意软件面前，消费者既无知情权，也无选择权，可谓防不胜防，如同待宰的“羔羊”。

　　或许是忌惮于央视3·15晚会的强大影响力，大唐高鸿公司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声称“从未传播吸费等恶意软件”，也不存在需要特殊权限才能删除的情况。必须承认，真理并不一定掌握在谁的手中，面对央视3·15晚会的曝光，大唐高鸿并非没有辩解的权利。但相比于央视以事实和证据来说话，大唐高鸿的一味否认显然不具有太大的说服力。

　　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事实上也暴露出应用软件这一新兴领域的监管空白，以及法律和制度层面的缺位。没有哪一个手机用户愿意在没有享受任何服务的情况下被扣除话费，当然更不愿意自己的隐私在毫不知情的时候被别人“偷走”，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在用户手机上植入恶意软件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消费行为，但其与法律意义上的欺诈与盗窃，在载体和形式上又有所不同。或许正是因为难以对恶意软件加以定性，所以也很难找到与之相适用的法律制裁。

　　根据工信部关于互联网恶意程序的判断标准，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将软件推广者所开发的这种木马程序判定为具有隐私窃取行为的恶意程序——现在的问题是，判定为恶意程序之后该怎么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恶意软件偷吸话费和泄露用户隐私，都早已超出了道德范畴，达到犯罪的程度，那么又如何对其定罪量刑？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恶意软件来势汹汹，这是无法回避的法律命题。

　　央视3·15晚会从1991年开始举办，迄今已经伴随消费者走过了24个春秋。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3·15晚会对于维护消费者权益、揭露与打击消费欺诈和消费陷阱、伸张公平与正义，发挥巨大的的作用，其本身也成为消费领域里具有标志性的符号。但3·15一年只有一天，3·15晚会也只是一档节目，维护消费者权益，还有赖于法律、制度和监管的共同发力。今年3·15的主题是“让消费更有尊严”。只是面对神器变“神偷”，消费如何才能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