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3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如是说。时光转瞬,2010年,这句名言成为了上海世界博览会(Expo 2010)的主题。
城市、人、生活,三者微妙的关系让我们不禁思考:“身处城市”就等同于“生活更好”吗?在追求高速经济发展、创新城市规划、前卫建筑设计的同时,我们的城市发生着改变:水泥森林、复杂交通、奇异地标,虽然城市变得更加时尚,却让人感到些许压抑与不适。随着生态环境失衡、气候逐年变暖、雾霾日益加剧,人们不禁要问:是城市病了,还是我们自己病了?未来,人类将把城市变成什么模样?又该是什么模样?
带着这样的思索,我们试图从都市雾霾、城市规划、地标与文化三个维度切入,思考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尝试找到其解决办法,描摹出一幅未来城市应有的模样。
“城论”系列报道一:“霾”怨:是城市病了,还是我们病了?
近年来,很多城市都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重度雾霾天气,引起广泛关注。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从2013年雾霾大面积爆发时,政府就开始大力介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办法。然而,在实施具体的措施时,政策却遇到了重重阻力。雾霾天气循环反复,人们依旧在“等风来”后才重见蓝天。
深陷雾境,霾因何在?
如此大面积、严重而反复的雾霾天气,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中国气象学会大气成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小曳,在题为《我国雾霾形成的根本性原因及对策思考》的报告中指出:“煤炭、汽油等不清洁能源的使用,是造成我国大气污染的最根本原因”。这与中国长期执行低于欧洲和日本的汽车排放标准,且燃油质量低的历史问题有关,也与我国的能源结构优化缺乏系统性的规划紧密关联。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认为,雾霾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结果:第一,中国城市化、产业化、工业化的大格局扩张,生产强度太高;第二,中国城市中,人口高度积聚、工业性城市的高度集中,带来了交通拥塞、尾气污染;第三,城市过大、人口过多造成的能源消费,在有限面积上过于集中;第四,能源结构不够清洁,煤炭占主要的比例;第五,中国的环境治理还不到家,有很多设施运行的不好。
可以说,雾霾是工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而我国的工业占GDP份额,长期以来是超过第三产业的。同时,工业方面的投资规模大,投资速度远大于其产生后果的治理速度,导致污染物日益积累,并在各地大规模出现污染爆发,这或是造成雾霾问题的根本所在。

在雾霾中穿梭上下班的人们。

工业生产加重城市雾霾。
治“本”为主,标本兼治
实际上,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严重的空气污染。这或许是每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歧途”。他们用了长达几十年的时间,来持续治理空气污染。雾霾治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问题,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城市等各个方面。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在资源配制层面,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曾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我国治理雾霾须‘釜底抽薪,治本为主’”。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在这种情况下,重整资源进行均衡配置是治理雾霾的本质所在。
在经济发展层面,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认为:“治理雾霾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是改善能源结构,转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二是逐步改造和搬迁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减少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的排放。”而政府要做好监管工作,对于市场、企业不要人为地淘汰,而是按照法律、标准严格执行。
在立法层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治理雾霾须全方位发力》一文中提出,“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大气污染防治的主体、标准和措施”。从经济、能源结构层面的调整意见到国家层面的立法和行动提议,这些建议全面回答了治理雾霾的方法措施,但关键是需要有序、有系统地在各层面稳步推进,才能真正实现“标本兼治”,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治理雾霾,需全民参与
大气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经济持续健康,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除了政府层面的决策,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曹淑艳认为:“面对雾霾,要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积极应对。在加强对政府、企业治理污染的社会监督的同时,应加大宣传与教育力度,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鼓励民众选择低碳生活方式,以保护环境就是捍卫生命的理念,主动承担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责任。”
11月21日,在“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李翔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应对雾霾方面,建筑作为一个个体,可以创造一个小环境;但要解决雾霾问题,还要从城市、国土规划、能源等宏观层面来考虑。”他拿论坛上提到的碧桂园森林城市举例,森林城市通过遍植树木来净化空气,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创造了一个微环境,虽然实现城市的整体净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有每一个项目或者开发商都向前迈出一小步,才能实现整个城市的一大步。”

11月21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李翔宁主持“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不能把治理雾霾的责任简单地推给政府、企业,而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行动起来,为治理雾霾增添力量。诸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采取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培养节约、节能的生活方式。同时,公民也有权利和义务监督与敦促相关部门与企业,在治理雾霾上有所作为,并及时举报违规超标企业。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当社会的每一份子汇聚一起时,将会是一股强大力量。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让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活的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城论”系列报道二:城市,怎样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中国正快跑进入高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随着城市的“环”越圈越大,以汽车为核心的环路建设,和以超大尺度的封闭小区为主的人居环境,被越来越多的城市广泛复制。城市,在扩张与发展的同时,其系统运行重负难堪。
交通道路规划、设施发展,以车行为主体,出现了诸如交通堵塞、长距离通勤、空气污染和内城衰退等现象。城市不断蔓延,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日益减少,人工环境不断侵入自然,人居环境日益恶劣,城市文化朝着不明晰的方向渐行渐远……
“建筑文化的缺失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匮乏,以及将文化与技术片面孤立的狭隘观念,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师何镜堂,在11月21日上海举行的“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说,建筑文化与绿色技术的深度融合,创建和谐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根本目标。

城市变得繁华的同时,也滋生出一些“城市病”
现代城市交通:从TFD到TOD
“任何大城市都会面临交通拥堵问题,大城市最初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路不够修路,岔口堵就修立交桥’,但是路修得再快,没有汽车增长快。”在第九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
在过去,城市规划是TFD(Transit Focus Development)模式,交通跟随城市发展,哪里人多,哪里修车站、地铁缓解。
今年10月,比亚迪公司推出跨座式单轨列车“云轨”,用以缓解交通拥堵,减轻城市污染。“云轨”的发明,转变了TFD模式。比亚迪集团董事长王传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云轨”事实上是符合TOD理论的开发模式。在《TOD在中国》一书中介绍,所谓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即公共交通引导开发的原则,将公共交通线路、站点的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互相照应,地铁站周边土地混合使用,让就业、居住、购物、上学、就医等没施彼此靠近,减少交通量。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策略(TOD)为解决这种矛盾提供了新思路,许多国际城市开始尝试使用TOD策略作为规划模式。
在今年11月6日,碧桂园与比亚迪签约。前者将在森林城市、印度尼西亚项目等海外项目以及国内项目中引进“云轨”等比亚迪新研发的轨道交通产品。
今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这一建议对于快速疏导交通、保持城市密度的合理性、促进城市肌理的连通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宽马路、大路网” 到“窄马路、密路网”,从“汽车导向”到“公交导向”,从“TFD模式”到“TOD模式”,未来城市需要实现这些转变,让城市生活“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解决交通压力和停车压力。

大城市的拥堵情况愈加严重,哪里人多、拥堵,就在哪里修车站、地铁缓解,即“TFD”模式。

城市交通建设逐渐从TFD模式到TOD模式。

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打造的森林城市探索另一种分层交通模式,更类似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
生态:多维度生态系统构筑立体城市
11月21日,在“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欢成先生提出了两个大胆的构想——构建天空城市和实现太阳能热气流发电。
他认为,“向天借地比向地要空间比摊大饼更好,大中城市一定要建高层建筑,但一定要突破高层建筑的瓶颈,用造桥的办法搞建筑,小交叉出大成果;要造人造地坪,搞平台绿化;要在高空实现对风能、太阳能的利用。”这一设想也为我们提供了未来城市和能源利用的思路。
事实上,这一想象,与法国垂直绿化项目“米兰垂直森林”外形非常相似。“垂直森林”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直到Stefano Boeri把它变为现实。树木与楼体合二为一,包括中水循环。
森林城市是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打造的一座国际产能合作新城,被誉为“未来城市榜样”。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在接受专访时说,森林城市使用垂直绿化,建筑外墙长满植物,目之所及都是绿色环绕;建造立体交通,地面都是公园,地下为高速路和停车双重空间,实现人车分流,地上轨道交通,连通整座城市。”这也是另一种多维度生态系统构筑立体城市的尝试。

11月2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欢成在上海提出,构建理想的“天空城市”非常类似碧桂园森林城市的规划设计。
水资源:“海绵城市”助力实现宜居城市
建设宜居城市,解决大城市病的另外一个举措就是“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又被称为“水泡不坏的城市”,在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
对这一新型城市雨洪管理概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建设理念、资金、试点选择、技术指导等方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2015年国家公布了镇江、嘉兴、池州、南宁等16个试点城市,而2016年又增加公布了第二批14个试点城市。
新加坡一直是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典范。新加坡CPG集团战略发展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李春梅认为,“海绵城市的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在进行雨水管理之前,应从顶层角度,综合体系化的看待‘人-水-城’的关系。”
因此,未来城市要建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低影响开发模式。据碧桂园集团总设计师黄宇奘介绍,森林城市的规划设计,会通过“自然积存”来控制径流量;通过“自然渗透”来修复水的自然循环;通过“自然净化”来减少污染,通过设置雨洪公园、滨水绿带、生态岸线来改善水质,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希望人类与自然水生态实现和谐相处。
产能经济:产城融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没有产业支撑,城市即使再漂亮也是“空城”,产业没有城市依托,即便再高端也只能是“空转”。
“在某种程度上,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衰则城市衰,底特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王玉海认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还要不断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这是国外城市发展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城市要实现可持续的有机运转,应导入适合的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完善的配套;应通过产业与居住的有机融合来提升城市定位、减少工作出行、解决交通问题;应加强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定位的同步原则持续高效地构建多元化发展体系。
诸如位于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特区的森林城市,旨在打造一座国家产能合作新城,带动中国优势产能集体出海,树立国际产能合作的新支点。
据悉,截至今年 10 月底,开工短短一年多,已经有 73 家中国企业落地森林城市,包括华为、华晟装饰、罗马利奥、中建南方、中建钢构、广东腾越、三义建筑、广东长大等,合同金额共计约21.49亿元人民币。

11月20日,阿德里安·史密斯、何镜堂、江欢成、严迅奇等8位世界级建筑大师在上海参评森林城市地标作品竞赛,并就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与文化等话题展开探讨。

11月20日,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者何镜堂作为“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设计大赛”评审委员会主席演讲。
一座未来之城,应该是宜创、宜业、宜居、宜游的新世界。正如何镜堂在其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论坛上所言,要想实现真正的宜居生活,未来的城市应更好地解决交通出行、土地利用、生态保护、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创造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智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城市、立体城市。
“城论”系列报道三:地标建筑,是对一个时代最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
地标是城市的缩影,更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一座城市怎么样,很大程度上看它的地标就能知道。
当翻开任何一座当地重要建筑的投标标书,几乎都能看到“地标”二字,且都会标榜其设计是最洋、最新的地标建筑。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最洋、最高的建筑就是地标吗?我们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建筑才是地标?
“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
在时下的公众舆论场中,“地标”二字背负的“恶名”不小,并成为众多网民吐槽对象。从“秋裤”、“大靴子”到“手机楼”、“河豚塔”……这些戏称的背后,实则是公众对城市建设和文化审美的负面评价。
2013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高层论坛”上,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痛批建筑界求快、求洋、求怪的乱象。在求快的指挥棒下,一些建筑师疲于应付,出现了缺乏思考、套用形式、拷贝风格的“快餐式”建筑,这种装饰和拼贴,使得我们的城市变得疯狂。
有分析指出,许多受追捧的建筑师在各地设计了大批作品,但他们或因不熟悉某地综合环境,或对当地没感情,拿出不接地气的设计。
对于中国建筑师而言,他们虽然设计房子,但却几乎从未进入过真正的决策层。因此,不仅仅是建筑师,项目的投资者和城市建设的决策者更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建筑和城市,提高审美,传承文化,缔造更美好的城市。
最高、最洋、最地标?
除了闪烁着“土豪金”的地标建筑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摩天楼也让高密度的城市更加拥挤。尤其是全球范围内,对于建设高度的疯狂追求,不禁让人感到费解:这是城市发展的需要,还是实用功能的需要?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还是人性欲望的体现?
号称全球第一高度的长沙“天空之城”建设者,曾在2013年称4个月就可完成地上202层、838米的建设。然而事实却是:从宣布奠基至今,此前准备建造天空之城所挖出的十几米深的基坑,变成了一个废弃场。目前尚未有复工迹象。
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项目因没有完成相关法定的报建手续,被有关部门叫停,项目在可建度、安全性能、能源环保等方面均缺少科学论证和相关审批。这种盲目兴建摩天大楼而忽视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人的舒适度、安全性和当地文化的疯狂行为当然是不可取的。但面对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建设超高层建筑仍然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
11月21日,“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世界超高层建筑领域著名专家阿德里安·史密斯说,“超高层项目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标志性建筑,而是需要成为真正的多功能建筑模式,解决当今城市人口的密集和用地以及对建筑面积需求的一种解决方案”。
在未来,城市仍然需要建设高层建筑来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不同的是,超高层建筑应具有复合的功能、较低的能源消耗、安全的疏散性能、便捷的交流方式,像一座微型城市一样实现高效、宜人的运转。在刚刚公布的“碧桂园·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国际设计竞赛”的晋级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对这一理念的关注,这也是建筑界顶级大师们对于地标建筑的建设准则。

双子塔被外界看作吉隆坡的地标建筑。
建筑是对一个时代最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
这一问题早在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中就得到了解答,“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纯体积的视觉表演,而是创造人们能够在其中生活的空间。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筑,而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
建筑不是一个个体,应首先要满足人和城市发展的需求,并保持互相间的紧密联系和呼应,这将有助于建设和谐的环境。
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卡斯滕·哈里斯先生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建筑应该是对一个时代最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他在其著作《建筑的伦理功能》中写道“建筑不仅表达,而且想要表达文明的价值和有关的东西。”因此,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变革冲突中的当代社会,文化是城市的内核和灵魂,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凝聚力和发展活力的城市。建筑要表达本土的文化特征和精神气质,要承载人们真正的生活需求和情感。

建筑是对一个时代最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
地标应呼应历史,体现文化特色
11月21日,在“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香港著名建筑师严迅奇讲到建筑与文化的关系时说,“每一位建筑师总为设计‘不同’的建筑而自豪,但‘不同’并不是一种设计哲学。建筑超越了艺术,它是文化的体现。文化源于过去,体现在现在。它是关于当代生活和当前的态度,由过去、空间、材料、美感和价值的平衡来调和。所有这些都是设计建筑的基本要素。”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李翔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地标对场所文化形象的确立非常重要,但地标不仅仅限于视觉,它可以是活动、事件,引发了一种讨论,一种分享甚至是一种争论,标志了某种转向或颠覆了对某一传统的认知,通过它所蕴含的文化、历史、价值呈现其作为地标性建筑的特点。”
一个真正独特的建筑,并不是单一地追求某种风格或技术,也不是以自我审美为中心的想象和表达。如果说建筑是真实的和互相关联的,它应该呼应历史,表达其所属的场所和年代,体现独有的特色。
这是这个时代对城市、对建筑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立足之本。

广东省博物馆设计师、香港著名建筑师严迅奇在“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作题为《文化重系》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