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晓明
一
清初“蜀中三才子”之一彭端淑，在其名作《为学》一文开篇断言：“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当年读到这段话时，颇为古人对“事”、“学”难易的指判折服，及至一路走来，才发现“事”与“学”的易与难，远非“为”和“不为”那么简单。
像文学创作这样的事情，就远不仅仅是“为”之“易”，“不为”之“难”的。
为文学而努力奋斗，是我们这代人当年极尽狂热的梦想。在学校里无书可读，而在社会上又很偶然能读到《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及《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小说的年代里，爱上文学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了。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学繁荣，只靠少数精英是支撑不起来的，那是整整两代人的集体起舞，是走出混沌后千百万人打心底里激发出来的对文学的诚真拥趸。此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在那个年代，文学创作这块敲门砖，确实能改变人的命运。在杂志上发表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拥有者一夜间就可以从社会的底层翻身进入到体制中来。这个结果，反过来又刺激无数青年男女为作家这顶桂冠心无旁骛一意孤行。我的老家，一个人口不到五万的苗山小县城，杂七杂八的文学社就多达五六个，有团县委办的《飞瀑》、也有三五同好拢堆搞的《金穗》、《乡音》、《雏菊》、《乡土》等等。一拨又一拨少男少女神色庄重地以文学的名义在这一个个社团里流连，他们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他们很认真地“为”，但文学从来就不相信眼泪，从来就不属于喧嚣热闹，种种思潮背后的文学，越来越不“易”，越来越“难”。浪潮退尽了，文学的沙滩上，是无数即将逝去悔之莫及的赤裸青春。赤裸的青春趴在沙滩上，就像那些漂浮在浅海滩里要死不活的海蜇，没有了动力，没有了方向，永远也不可能横渡那片辽阔的海洋，抵达彼岸。
文学是个魔鬼，行踪不定难以捉摸。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学这个魔鬼会在一个不经意的早晨或黄昏化为精灵点开你的脑洞，让你成功。这时的你，不管歌哭还是歌笑，也不管绯闻缠身还是守身如玉，你都是众人仰望无人腹诽的归来王者。
努力之外，还是要讲点运气的。
冥冥之中，上帝一直让我与文学这个魔鬼打交道。也可以换句话说，是我一直跟着文学这个魔鬼走。而这样做能否撞上运气，我就不知道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从散文、诗歌、评论写起，计划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一路走来。这一走，就走了三十年。但这三十年间，我与文学却总是若即若离的，也就是说我除了粗略的计划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怎么写?些什么?在哪一级刊物发表?甚而至于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写下一个貌似文学的句子。
不写不等于没有思考，没有积淀。
二○一二年那个春天，忽然间如有神助，我一口气创作了《云中故乡来》《斯人独憔悴》《杜鹃啼血黯梅花》《贝江美丽人怨愁》《像海鸥那样飞》《柳宗元的背影》等一连串长篇散文，而且幸运得很，这些文章先后都发表了，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十多年里每年数度的回家转转，和每年必不可少的大苗山民族教育改革发展访问——我的心头，经受了一次次深层的锻打;我的思想，发生了一轮轮切入骨髓的变化。这个时候，艺术、全面、深刻地描摹苗山当世生态，反映苗胞艰难跋涉，同情他们(其实也是同情我)多舛命运的这个使命感很强的念头，无时不撞击着我的心扉。散文已无法完成这一使命，于是就有了写小说的冲动，就有了《三江红》这个中篇的酝酿和开笔。
对于作家来说，所有的经历都可能是在为成功的作品做准备。十多年前，以柳州奇石界人士刘鼎发为主人公，我创作了报告文学《奇人奇事奇石》。谁想得到呢，十几年后，我竟又以石头为背景，创作起中篇小说《三江红》来了。
曾经作为一名的新闻工作者，我有幸接触到社会各阶层方方面面的人和事，在“石都”柳州，我的不少朋友都在论道石头，我也不时欣赏到他们珍藏的名贵奇石。这里边，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这就是小说的看点了，将苗族兄弟马长斌跌宕起伏的命运附着到奇石界种种诡异莫测的故事上来，我轻车熟路，小说创作的难度应该不大。我百度搜索了一番，以奇石为背景写小说的，尚付阙如。
闯进去后才发现，我的准备远远不足，很多需要进入的情节和需要描摹的细节，竟是那样的遥远和陌生。令我更为沮丧的是，由于长久地不与小说亲近，我的小说文字感觉竟是那样的粗疏。专业知识好办，有关奇石收藏的专业图书很多，柳州又是国际石都，专业知识缺失和生活体验不足的问题不难解决。而感觉，是要钻进去了才能遇得到的。就这样边学边写边体验，断断续续地敲击着键盘，一年多时间就过去了，点了一下“数字统计”，初稿竟然超过了十万字。
第一稿十余万字的《三江红》，充其量只能说是个练习本。要将这十万多字的初稿修改成功，其难度不亚于另起炉灶。大段大段的删改挤压，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的重新刷写，到了二○一五年五月，距电脑敲下《三江红》这三字一年半后，电脑统计小说总字数为五万，中篇小说的基本面貌出来了。这年六月，我获广西作家协会直接推荐，到鲁迅文学院参加学习培训，一个月里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用在打磨《三江红》上。离开北京时，我将小说的电子文稿发给《民族文学》杂志社。回到柳州不久，就收到了《民族文学》编辑小孙老师的回信：
韦力老师您好!
认真阅读了您的小说《三江红》，看得出您在小说里融入了很多您对官场、商界、世情的理解，写得非常生动好读，格局和眼界也都非常开阔。但是觉得相对遗憾的是，故事的讲述和人物的描写都不够精致，很多情节觉得转折比较突然，因此觉得不够真实。几个人物的塑造也觉得不够丰满。
我们很欣赏像您这样题材选择比较大气、眼界开阔的作者，但是这篇可能还是不能达到发稿的要求。非常期待您在叙事、描写以及文笔上的进步，欢迎有其他优秀作品发过来咱们一起交流探讨。
我很认真地把这封信揣摩了好几遍，得出的信息是这部小说有修改成功的可能。《三江红》是个几乎耗尽了我一段时期心血的结晶，怎么可能就此舍弃了呢?我可以改，一直改到编辑满意为止。到了八月，全面修订过的《三江红》再次发往《民族文学》，孙老师很快回信说：
韦老师您好!
稿子看了，迟复为歉。
《三江红》这篇小说写得非常用心，通过以石头为线，将官场百态、世态炎凉都写了出来，人物的刻画生动立体，尤其是人物语言，很符合不同人的性格。
但还是有两个修改建议要和您探讨。一是文章整体还是略长，一些人物讲话、酒桌客套、插科打诨，固然写得很精彩，也侧面交代了背景和人物性格，为后文打下伏笔，但还是过于拖沓，能否把这些讲话、酒桌的内容做一下精简，删掉一部分，可能会使文章的节奏更紧凑，增加可读性。《三江红》的定位是一篇中篇小说，但很多描写是以长篇小说的节奏在写，将文章修改得更加凝练，必须有所取舍。第二个建议，就是文章的结尾，之前文章写得非常有耐心，但是到最后虽然几个人的真实面目浮出水面，却没有得到惩罚，反而是马以中等好人惨遭厄运。能否给我们一个暗示，几个心怀叵测的人阴谋已经揭露，将会得到相应的处理与惩罚。可以保留这个最后的处理，依然给人震撼和警醒。
一些建议，和您探讨。您修改后再发来讨论，争取给这篇心血之作送审，发表出来。
还得改啊!而且还规定了篇幅。不过这次，我知道《三江红》离发表已经不再遥远了，我甚至已经看到，《三江红》将很快印成铅字，与《民族文学》的广大读者见面了。
二○一六年一月，捧着散发油墨清香的新年第一期《民族文学》，我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阿阿，彭端淑说“为之”则“易”，“不为”则“难”。我的体验是，“为之”亦“不易”啊!
《三江红》在柳州有了应有的反响，不少读者比对着小说中的人物去寻找生活中的原型，他们问我：你写的那几个人是不是这个或那个?
是的，《三江红》里的人物，肯定是有生活中的原型的。但小说中的人物，肯定不是生活里的原版了。有朋友为我担心：你小说里的人物写得太逼真了，又用了很多真实的地名，会不会惹麻烦?我说谢谢，我写的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提醒了我，如同石一宁主编评点的那样——我的小说在虚实结合方面，还有待下功夫。
而《民族文学》原副主编(现为该刊编委)白崇人对《三江红》的阅评，也坚定了我在小说创作道路上奋勇前行的信念。
韦力的《三江红》在写作上是很用力气的，作者对奇石文化以及相关事项和活动，如奇石博览会、奇石协会、奇石展览、奇石交易、奇石开发和挖掘等，都是颇为熟悉的。对所涉人物，如与奇石有关的领导(行政官员兼任奇石协会领导)和工作人员、经营奇石的企业家，挖掘奇石的农民也相当了解。小说以临州发展奇石新品“三江红”产业为脉络，描写了众多官员、协会领导和工作人员、奇石企业家以及其亲朋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勾勒了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赞颂了一心为发展奇石文化而竭尽心力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鞭笞了那些打着发展奇石文化旗号而谋私利的伪君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以及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小说人物较多，情节交错而复杂，明争暗斗贯穿始终，并设有悬念，所以结构要费心思。作者有不错的写作能力，小说也有较强的可读性。
从未谋面的广西民族大学青年教师李胜兰竟也著文盛赞《三江红》，她说：
《三江红》以奇石为线索，讲述了马长斌和他的团队跋山涉水历经艰辛，终于把沉睡亿万年的奇石“江山如此多娇”开发了出来，并获得第十届中国(临州)奇石节特别金奖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情事。小说设置明暗两条线，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奇石市场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场面，并从侧面展示了苗族代表人物马长斌淳朴善良的性格特征，摹写了大苗山淳厚的民风和独特的风光。作者用饱蘸情致的笔墨，抒写他所稔熟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迥异寻常的审美感受。
奇石“三江红”的产地三江县，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三江红》将故事的一部分背景置于此，作品因之渗透了浓郁的民族味，小说中人物说话的方式，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对于能听懂桂柳话的我来说，这部小说是亲切好读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说的大体是桂柳话。同时，“达亨”“达配”“呀呜”等这样的苗族特定词语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又使小说文本充满民族气息，也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少数民族的一些语言文化，感受少数民族神秘的魅力。
小说文本中，淳朴民风的场景描写与各怀心思的官员形成强烈反差;马长斌的身世交代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使得整部作品对功利的讽刺、批判，铺设得一清二楚。马长斌当上融州县政协常委、徐世明战胜谭应堂这些细节，又展示了作者崇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人终归有好报这一铁律的思想维度。基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细致描摹，又将作者对当代生活的真实反映推向了一个可贵的高度。
小说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但作者寥寥数笔，就能把他们描绘得活灵活现，各具特征。主人公马长斌是个诚实、守信、重情义的人，尽管经历了妻子离异、办学不顺等种种打击，但他没有放弃追求，而是一直不屈地奋斗着。身为中学教师的马长斌辞职创办实业致富后，混沌在滚滚红尘中，几乎失去了自我，不经意中遇到“贵人”徐世明，从此闯入奇石新天地，生活有了新的亮色。他说：“搞石头养心性，搞石头有乐趣，搞石头就不断有念想，因为最好的石头总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总在招呼着你。”人有了目标之后会变得强大起来，奔向清晰的目标全世界都会为之让路，或许这就是马长斌可以成功的原因。当然，他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能以一种平静淡泊的方式去面对生活，正是他这种平静的心态让他得以摆脱痛苦，收获成功。反观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浮躁的我们，不应该向马长斌学习那份“淡然于心 ，从容于表”的心性吗?每个人都有私心，最怕的就是那些打着为公的旗号谋私利之人。人活在世上，不求扬名立万，但求能不忘初心。
读的是小说，看的是世界。
《三江红》通过奇石交易展示了官场的复杂和人性的贪婪。奇石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宝藏，他们不择手段让美丽的石头背上权斗的孽债。正如小说里《临州日报》记者黄继五所说“个人的光亮永远照不透一些旮旯”，善良的人们往往容易吃亏。是啊，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的内心是不纯洁的，充斥着无法满足的欲望。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社会很复杂，唯能做的是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片净土。
每当马长斌等人下决心做成一件事时，总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波折。比如发现奇石“孔夫子”，必须炸掉礁石才能运出去;石头可以运出去了，又遭到对手设计拦阻;“孔夫子”是“圣人”，最后却成了贪官攫取不义之财的祭品;黄继五眼见就要跳离漩涡，却莫名其妙地遭遇车祸……小说正是通过这种种光怪离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以及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我们必须学会放下和融入，放下和融入了方能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接下来的中篇《空谷》创作，就顺手多了，几乎只用一个月的零星时间，就完成了初稿，细细修改润色后发给《民族文学》，还是小孙老师责编。她回信说：
韦老师您好!
很高兴收到您的小说。看得出，这篇小说下了很大的气力，写的非常生动。既有乡土特色、民族风情，又具有时代感，反映了当代社会很多敏感问题，如拆迁补偿、旅游开发、下岗再就业、官员贪腐等等。文内对话也很精彩，塑造了董福光、贾老沙等一系列丰满立体的形象。
但是有一个建议和您探讨：结尾处董福光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借着酒劲，自杀、烧屋，让整个石门潭镇陷入火海。至此我才真正明白空谷的苍凉意味。说实话，这个结尾确实令人很震撼，给人以强烈冲击。但我仍然觉得不可取。一是董福光虽然遭遇重重打击，但看他之前的性格，也有一点豁达在，不至于采取如此极端方式。二是，也是我们杂志的风格，希望能有一个稍微温暖的结尾。即便董福光要死，那其他的如董玉斌、贾威林等正面形象，能否带领大家走过阴影呢?
和您探讨，期待回复。
小孙老师的意见，与石一宁主编关于文学要有担当的要求是一致的。也许是本民族太多的无法言说的苦难和沉重，致使我的心情的无法开朗，我要为本民族呐喊，这呐喊的情愫体现到我的文章风格上来，就是格调的郁悒苦涩。石一宁主编看出来了，他说：(韦晓明)作品对权力腐败渗透至各个行业的社会阴暗面的揭示，对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信念，也呈现了他小说的基本面貌：正义感、道德感、励志性与深切的现实关怀。他早期的小说，虽然笔力尚有些稚弱，但此几个元素一以贯之。
一气阿成的《空谷》，编辑提出结尾要改。这一改可不是小事情，小说的层层推进、情节安排、细节刻画、意象暗指、氛围烘托，等等，为的就是导出这样一个结尾，现在要改成光明的、有希望的结局，无异于要全盘否定原来的苦心经营。五月，到贺州参加《民族文学》创作研讨会，杂志社汉文版编辑室副主任哈闻先生很认真地谈起《空谷》结尾的问题，说董福光不但不能死，而且要很阳光很高兴地活着。于是小说最后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社会是多面的，我们怎样看待它呢?多棱镜折射出来的光，应该是七彩缤纷的吧，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红宝石美丽的光谱，而偏偏只看到炫光之下那黯然的深灰色调呢?
二
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整整一个八十年代种种潮流的探索、碰撞之后，再次回归现实主义这一坚实的创作道路。经典作品只能是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而不可能是其他。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著名作家张炜最近也直言不讳他在回归，证明之作便是他的新著《独药师》。但是，经历了探索、融合的中国新小说，艺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了，艺术表现的多样化，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共识了。
你完全可以那样做，但你不能说我做这样不行。验之于传世的经典名著，在小说方面，莫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佳构。《红楼梦》是值得读一辈子的书，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据说，路遥把一部《创业史》都翻烂了，所以才有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现实主义大道上走出来的神圣的大师们，是我的文学教父，熟读并深入体悟他们思想、手法，才能“为”之“易”也。
在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道路上穷尽探索的那些先锋派作家们，重返现实主义道路，创作出不凡的业绩。比如吕新，他的《白杨木也有春天》，就是十分好读、耐读的作品。这些年来，我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文学边缘化了吗?为什么?
文学是无所谓边缘化中心化的，好的作品，一版再版，供不应求，文学那里兴旺发达着呢!那么为什么又很多人说不再看小说，也不再读诗歌了呢?这恐怕还得从写小说写诗歌的人那里去找答案。很多作家、诗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文学的自身的使命，而是纯粹地颠来倒去自言不惭地玩文学，这样一来，就有问题了。玩文学，势必为读者所玩，势必把自己玩到边缘那里去。假如诗人们都像雷平阳先生那样有担当，写出《杀狗记》这样的精品力作，又何愁没有读者呢?反过来说，如果诗歌都弄成回车键体、梨花体，不边缘化小众化又还能怎样?文学永远不可以孤芳自赏，永远不可以只允许圈内一拨人自玩互赏。承担着神圣使命的文学，最后总要绝地反弹。
体验经典吧，经典是那种能穿透重重迷雾直击我们心灵、给我们振聋发聩的最伟大的作品。只有经典才能提升我们，引领我们去开辟出新的天地。
我早就听说了《金瓶梅》，也有两本删节本《金瓶梅词话》，我也曾经几次翻阅它们，但总也读不进去。事实上，这是一部有阅读障碍的小说，原因有二。一是这部小说创作年代久远，语言文白互见，难读懂;二是小说大量使用山东方言俚语，读不懂。今年三月以来，我下决心认真研读这部“天下第一奇书”，我找来了几种比较完整的版本，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先从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的《会评会校金瓶梅》读下去。这是一部会集“绣像本评”、“张竹坡评”和“文龙(文禹门)评”，不做删节保留原来面貌的完整本。根据现有考证，史上系统、全面批评和评点《金瓶梅》的，只有张竹坡和文龙，他们的评论又称“回评”，此书“张评”置于每回回前，“文评”置于每回回后，书中“眉批”和“夹批”以“绣像评”和“张评”为最，“文评”寥寥可数，这“寥寥可数”实际是对“张评”的否定，很有说服力。
初读之下，还是困难重重。前说两个原因就不提了，繁体字也还好对付，难的是为保留原貌，原书的古字、异体字和错别字全都原封不动，有些字词典根本查不到，得查《康熙字典》，个别字甚至《康熙字典》也没有，估计是作者生造的字，只能联系前后文意来理解了。此外，文中的夹批虽然有助于阅读理解，但它同样也阻滞了阅读的顺畅。前几回我读的很慢，也很累，常常读得眼花缭乱、头昏脑胀、身疲力竭。但坚持下来，我读懂了，我窥见了这部书的堂奥，发现了它的伟大所在，它将我深深地吸引进去，爱不释手。我不只全面读了张、文的回评，甚至眉批、夹批也不放过。从三月五日开始，到六月二十五日凌晨两点，五卷本《会评会校金瓶梅》我一字不落通读了一遍。
用什么样的词语形容我的感受呢?什么词语也形容不了。我只能说，我已经彻底地被这部四百多年前的文学巨著震住了。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金瓶梅》这部巨著都如泰山那般坚实厚重，它是如此的真实，它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它灼照古今摧枯拉朽，它气势不凡惩恶警世，它借写末宋，在四百年前昏昏庸庸的明代中国叩响了大吕黄钟。可以说，在对社会现实揭露和批判的深刻上，四百多年来中国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出其右。清光绪一朝的知县文龙评说：“(《金瓶梅》)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和事。”他评论状元蔡蕴：“观其言谈举止，令人欲呕。”对巡抚宋乔年，文龙更是不齿：“一个御史之尊，一省巡抚之贵，轻骑减从，罔顾千户之家，既赴其酒筵，复收其礼物，心中念念有一翟云峰在胸中，斯真下流不堪，并应伯爵不若，堂堂大臣，耻莫大焉。”文龙认为，《金瓶梅》通过西门庆一家的罪恶史，概括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生活，上至权臣、贪官、酷吏，下至篾片、地痞、流氓、娼妓，形形色色，无恶不作，无所不及，“致使朗朗乾坤，变作昏昏世界。”这些人“直与豺狼相同，蛇蝎相似。强名之曰人，以其具人之形，而其心性非复人之心性，又安能言人之言，行人之行哉!”所以他不止一次感叹：“成个什么世界?”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在创作上给我们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要引导读者读懂这部小说，进而能够进入文学创作，故而“张评”中时不时出现“如读到此还不会写，则枉然矣!”以及“伏脉”、“草灰蛇线”这样的评语。孙洙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那么，在反复读熟、精研《金瓶梅》之后，我想，要写好小说应该也不难了。
《金瓶梅》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白描、暗指、映衬、对比、叠床架屋式的渲染等等，纷呈异彩。《金瓶梅》里人物林林总总，但没有一个人是平面的、类型化的，即如伙计、丫头、童仆，也各具一面，自有特征。所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活生生地行走、欢笑、哀伤、哭泣在我们面前。诸种恶人，也不是简单地从头至尾描写他们如何的行恶兴凶，而是如实地反映了他们身上尚还存留着的与普通人一样的生态本能。比如西门庆的急公好义、不计得失、出手大方，经商精明而其他方面憨傻乖张;又比如潘金莲，除了淫荡不顾羞耻以外，也还有直爽、泼辣、公正的一面。惟其如此，《金瓶梅》里的人物形象才丰满立体，栩栩如生，可触可感。注重人物性格特征，以及此种性格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紧扣着人物性格特征去塑造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才真实，才不会让读者认为假;才站得起来，才能够走进读者内心。
坚实的细节是作品成功的关键。细节最能够概括地、准确地表现真实的力量。《金瓶梅》中，生动活泼的细节比比皆是，令人过目不忘。如第七十六回《春梅姐娇撒西门庆，画童儿哭躲温葵轩》中，吴月娘见画童儿躲在门旁哭，问其缘故的这一细节，就十分生动、形象、细腻：
只见画童儿小厮躲在门旁，大哭不止。那平安儿只顾扯他，那小厮越扯越哭起来。……(月娘)便骂平安儿：“贼囚，你平白扯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月娘道：“你叫他好好去吧。”因问道：“小厮，你师父那边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来?”那画童嚷平安：“又不关你的事，我不去罢了，你扯我怎的?”月娘道：“你怎的不去?”那小厮又不言语。金莲道：“这贼小囚儿，就是个肉佞贼!你大娘问你，怎的不言语?”被平安向前打了一个嘴巴，那小厮越发大哭起来了。月娘道：“怪囚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叫他说，怎的不去?”
这一连串言说举止，活脱脱就是一出情景剧，画童儿、平安儿、吴月娘、潘金莲四人各各的表情神态、动作，乃至隐匿在文字背后的各人念想，都让我们看得见了。画童师父温葵轩，是应伯爵介绍给西门庆为其捉刀代笔干写文案请柬这类活的私人秘书，他潜伏西门庆府上，帮人探刺情报。画童之所以死活不愿去见师父，皆因师父有龙阳之癖，且专喜弄小童子。画童儿羞于启齿的事最后被潘金莲逼问到了，月娘闻之大怒，转而告知西门庆。西门庆愕然不敢相信，便亲自审问画童。西门庆一审，画童不但道出了温师父的龌龊，还将他所知道的一揽子抖搂了出来。至此，温葵轩的“内奸”身份彻底败露。原来，早在西门庆进京朝贺天子时，蔡的管家翟云峰就责他口风不严泄了密，给蔡太师惹来麻烦。对此西门庆百思不得其解：到底谁是内奸?这个疑问在画童这里终于有了答案。诸如此类“千里伏脉”、“草灰蛇线”手法，《金瓶梅》用得出神入化，收到了既在情理之中，又出意料之外的效果。
《金瓶梅》人物心理的刻画、人物形象的塑造、个性化语言的运用、富有生命力语言的创造、故事情节逻辑的推演、社会生活及其环境的描写等等，无一不具有超拔群典的价值。几百年过去了，《金瓶梅》里的不少成语、俚语、俗语，今天仍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比如“***养你这样乖”、“出头椽子先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之类等等;几百年过去了，《金瓶梅》里的一些行为、一些手段、一些人物、一些风俗，今天依旧存在着，例子一举一大把。经典的不平凡，就在于此。
《金瓶梅》是一部关于明朝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百科全书，读一遍是很难领悟到它的丰赡富丽的，必须读两遍、三遍，乃至读到全面清楚明白，才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十分可宝贵的收获。
我计划在这几年里，有针对性地读了一些书，为进入新一轮忙碌的创作期做好准备。文学方面的阅读，主要还是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各类题材作品。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要求是：重读经典。这批经典中，有中外名著《忏悔录》、《红与黑》、《罪与罚》、《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水浒传》、《红楼梦》、《创业史》、《艳阳天》等等，当然，鲁迅也是要读的，包括李劼人，包括汪曾祺，包括新时期以来当代名家和新人的代表作。这样的阅读是很辛苦的，但在这辛苦中，能够获得幸福的感受，因此这种辛苦，又是愉快的、值得的。
彭端淑在论说“事”与“学”的难易后，接着说：“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在资料、信息、传播手段和速度远远落后于今天的情况下，古人尚能卧薪尝胆，上下求索，进而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身在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时代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冲破一切来自于内外部的束缚，满怀信心地为完成神圣的使命而决战呢?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力量是强大的，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现实主义创作强调的是批判，是艺术的批判，是彻底的批判，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生生不息的物质基础。否则，文学还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呢?
而堪此大任的，非小说莫属，所以我必须写小说。
三
每一个民族，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卑微的一面;有它积极向上的一面，也有它消极落后的一面。热爱自己的民族，不等于不可以批判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民族而不批判也不允许别人批判自己的民族，如果说这是民族主义，那这样的民族主义就很可怕了，这样的民族主义，极有可能会滑向民粹主义。
苗族是一个勤劳朴实、充满智慧的民族，千百年来，这个民族创造了丰硕的财富和灿烂的文化，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为数众多的精英人士。苗族同时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史上五次血泪大迁徙，充满屈辱，充满悲伤。这个曾经与汉族同居北方大平原的民族一次次元气大伤，最终失却了自己的文字。迁移到南方的苗族，至今人口只有九百多万。
“汉族住平地，侗族住水边，苗族住山腰而瑶族住山顶。”这首民谣，很明白地反映出了苗族的无奈和痛苦。
面对苦难，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应对方式。一种是抗争，在抗争中或者胜出或者没落，但不管胜出还是没落，抗争总是值得称道的;一种是妥协或逃避，最后是必然的沦陷，无论如何，妥协和逃避都是应该批判的。
马长斌(《三江红》)、梁伟昌(《群山青翠》)、“美加丽”(《美丽如斯》)等人物，是苗族同胞追求上进、有远大抱负并具有抗争和反叛性的代表，不管遭遇何等艰难险阻，他们都在一如既往地做着不妥协的抵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他们不舍的信念。而董福光、贾明祝、马喽三(《空谷》)等，又是苗族里另一类代表人物，他们虽然也做某种形式上的抗争，但那抗争与妥协基本没有差别，因为其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沉沦。这类苗胞在遭受异族的欺侮时，往往张皇失措，噤若寒蝉，他们将这种屈辱深深地埋到心底里，一旦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他们就会不管不顾地将所有的压抑全部转嫁给自己的同胞。而这种转嫁方式，又是那样的堂而皇之道貌岸然。在信息闭塞的年代里，这类人物不谦虚地领受了本民族奉若神明的仰望、膜拜。封闭一旦打破，人们识破玄机，这类人在自己族群里所获得的际遇，可想而知。
融水大苗山区，是我长期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我熟识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里的父老乡亲不向命运低头，为改变命运、改变现实生活而进行的种种努力拼搏，令我感动，也催我奋发。我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血脉相连。写他们，为他们而歌，是我的神圣使命。
我深深知道，我们苗族太苦太难了。同样的收获，我们的付出要比别人多一倍，甚至多好几倍。就拿上学读书来说，因为要过母语转换这个坎，仅这个坎，就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花费多少心血。就如我现在呈现出来的书面语，是不那么顺畅的，这不是刻意而为，而实在是母语思维在左右着。所以，国家给我们少数民族参加高考的子弟增加民族补助分，是应该的;加民族分的政策，英明伟大。事实上，通过加分进入大学的少数民族子弟，没有一人给这个政策丢脸，他们勤奋好学，德才兼备，又给自己民族的后来者以巨大的影响，引领大家一道向前奋进。
因为生存的艰难，苗族人性格中便会出现一些很负面很消极的东西。比如耍小聪明、爱讲假话、做事粗糙不负责任、平时不太讲究卫生等等，还有一个最要不得的，就是容易产生嫉妒心，看不起比自己强的人，拆台不补台。所有这些，都是我创作中不能回避的。我必须指出来，以引起我的同胞们足够的重视。我们从这个起点出发，努力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我坚信并秉承着“贴着人物写”这一小说创作法则，一旦进入创作，我就只有跟着人物和情节走了。我从来没用过写作提纲这类东西，因为只要写下去，人物和故事情节便会循着各自的逻辑向前走，事先做好的提纲，往往要要被得支离破碎。
二○一四年，《云中故乡来》出版了，我拿给父亲看，这个时候他已经看不了书了，我选一段念给他听，他听了说还可以，事情就是那样。如今这本小说集出版，他已安息在青山之上，连听也听不了了。父亲是苗族族群里最坚强、最勇敢、最朴实的一员，他藐视任何困难，从来不向困难低头。他进行着一轮又一轮艰苦的创业，失败了他不气馁，从头再来;他总是愈挫愈奋，从来没说过后悔也从来不唉声叹气。在我心目中，他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任凭风吹雨打，总是巍然挺立，永不示弱。坦率地说，我的这部小说集，不少篇章里都有他的影子。
衷心祝福我亲爱的苗族同胞，衷心祝愿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意气风发，善于广泛接纳先进的科学文化、发展理念，敢想敢干，努力拼搏，在祖国多民族这个大家庭里与各族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此文为作者中篇小说集《空谷》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