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总会把一些标志性事件设想得无限美好，然而事实却是残酷的。明治维新的后果对于其主要发起阶层下级武士而言充满了悲剧色彩。

本期作者：毕竞悦（神华研究院战略研究人员）

交叉认同是一种社会结构交叉划分的状态。比如说一个社会按照“富人”和“穷人”进行划分，同样按照支持特朗普和支持希拉里进行划分，但是并非所有“富人”都支持希拉里，也并非所有“穷人”都支持特朗普，这时就形成了交叉认同。交叉认同不是每个群体在所有事情上整齐划一、一致通过，而是有分歧、有认同，交叉认同有利于彼此达成妥协。

2016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某特定时间和区域双方支持者的大数据分析。

在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改革中，交叉认同的存在是一个关键因素。具言之，既得利益者需要认同弱势者的某些要求，愿意做出让步；呼吁改革的弱势者不要“得理不饶人”，指望全赢，而不是折中，把改革当成自身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如果不能达成交叉认同，结果很可能是改革破产。

英国妇女参政权运动中的男性

在英国通过君主立宪成为现代国家之后，英国的男性逐渐获得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女性却长期无法享有同样的参政权。在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运动中，除了女性自身的努力之外，一些开明的男性的作用不可忽视。

实际上，早期在理论上支持妇女参政权的就是一些男性理性主义者。他们主张在宪法框架内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请愿，帮助妇女争取她们的合法权益，罗伯特·欧文、威廉·汤普森、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雷金纳德·约翰·理查德森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838年，英国宪章运动爆发。运动的许多主张将人民宪章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致力于争取全人类的选举权，其中也包括妇女选举权。雷金纳德·约翰·理查德森是这些领袖中最为杰出之一。1840年，在位于兰开斯特城堡的国家监狱中，理查德森撰写了题为《妇女权利》的小册子,文章阐明了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必然性、必要性与紧迫性。理查德森不仅仅将选举权归结为妇女应当拥有的一项权利，更称之为妇女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妇女选举权上升到责任的高度。

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为当时英国妇女所处的无权地位大声疾呼，批评和抨击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要求给予妇女同男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和选举权。

著名思想家密尔也参加了几乎各项女权运动。他曾经撰写过三本有关女权的著作，即《承认妇女的选举权》、《代议制政府》与《妇女的屈从地位》，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参政促进会的创办人之一。1865年，密尔作为自由党候选人角逐威斯敏斯特区的国会议员席位。在其竞选纲领中，密尔明确提出赋予女性选举权的主张。1868年,密尔在议会改选中落选，在离职之前，他仍不忘递交一份支持已婚妇女拥有财产权的议案。

为妇女选举权与参政权摇旗呐喊的声音贯穿了整个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宪章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呼吁者主要为男性，女性大规模地为自身争取参政权的运动可以说是在这些男性的启蒙下开始的。

1866年4月，在芭芭拉·利·史密斯·博迪雄与艾米莉·戴维斯的领导下，妇女们起草了要求议会在适当条件下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请愿书，并且在两个月内征集了1499个支持妇女选举权的知名女性签名。

1884年，自由党议员威廉·伍德尔再次提出选举权法修正案。尽管这次提案再遭挫败，然而由于该提案在1883年的自由党协会会议上获得通过，因此这次的提案不再是私人提案，而是议会选举法的修正案。这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直到1918年英国国会才正式通过妇女投票案，让女性也有公平的投下神圣一票的权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许多由男性组成的支持妇女参政权的组织，如：妇女选举权男性选民团体、妇女选举权男子同盟、妇女选举权北方男子联合会、妇女选举权男子政治联盟与支持女性正义男子委员会等。

1909年初，男子同盟发表了《支持赋予女性选举权男性代表宣言》。宣言主体由一份长达7页的名单组成,题为《支持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著名男性名录》，名单涉及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知名人士。同年3月，响应全国妇女参政运动社团联盟的号召，共计350名男性知识分子发表《支持妇女选举权男性宣言》，宣称“我愿意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名字，支持议会赋予女性选举权”。

男子同盟是20世纪初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妇女选举权组织之一。同盟的分支机构遍布英国，并且曾在美国建立分会。1912年，在男子同盟及其海外分支的基础之上，妇女选举权国际男子联盟（下简称“国际联盟”）成立，其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国际联盟的宪章明确指出，争取妇女选举权是联盟存在的唯一宗旨。会上，所有成员一致通过，表示要通过“司法与立法途径达成这一目标”。

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工党财政部长菲利普·斯诺登也是妇女参政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经常在妇女的集会上演讲，声援妇女运动。

从19世纪上半叶至1928年英国妇女获得完全的选举权，这期间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斗争。早期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男性先锋所承受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19世纪，社会的主流思维与舆论均停留在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的阶段，他们的言行在当时十分突兀，是男性反妇女参政大合唱之中的不和谐之声。

最终，英国妇女获得参政权，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男性的贡献不可忽略。这些男性为了支持妇女解放事业，为了赋予妇女选举权，他们或奋笔疾书，或劳碌奔波，甚至被投入监狱也义无反顾，着实令人敬仰。

美国废奴运动中的白人

美国独立后，南方诸州种植园主依然实行奴隶制，黑人奴隶是种植园奴隶主的私有财产。美国历史上的废奴运动早在建国之前就出现了苗头，从19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北部兴起，直到南北战争爆发，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动下，林肯总统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宣告废奴运动的最终胜利。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开明白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林肯颁布《解放奴隶宣言》，为最终废除全美奴隶制度预先铺路。

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贵格会就反对在北美殖民地拥有奴隶，1688年贵格会成员写了反对奴隶制的宣言，此后，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北美废奴运动中，贵格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美国独立之前，托马斯•杰斐逊曾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草案中谴责英王在北美殖民地引入奴隶制度，明确表示反对奴隶制，不过，这些言辞后来在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代表们的要求下从独立宣言的正文中被删除。杰斐逊本身是一个奴隶主，终生拥有上百名的奴隶，但他反对奴隶制的政治立场却是鲜明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1787年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主席，并在提交国会的废奴请愿书上签字，反对奴隶制成为他生命中最后一项事业。

与杰斐逊同时代的另外一名著名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是一名奴隶主，他也与杰斐逊一样，明确反对奴隶制，他曾经是美国最早的废奴组织“宾州废奴协会”的领导人，并且在1789年向国会提出禁止奴隶制的动议。宾州废奴协会的创始人中，还包括著名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此外，汉密尔顿、阿龙•伯尔等早期政治家也是废奴人士。

19世纪30年代初废奴运动的渐趋激烈，与威廉·加里森的大声呼吁是分不开的，加里森也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加里森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新闻记者和社会改革家。他是“美国人废奴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在1831年创办了一份主张废除黑奴制度的报纸，取名就叫《解放者》。

加里森以及其他许多白人废奴主义者的言论，唤醒了许多北方人，使他们认识到被许多人长期以来视为不可改变的制度的罪恶，看到废除奴隶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林肯总统对于废奴运动居功至伟。林肯青年时期就痛恨奴隶制度，因为他当水手时，多次运货到南方，亲眼目睹了奴隶主的野蛮残暴和黑奴遭到的残酷折磨。他当了议员之后，经常发表演讲，抨击蓄奴制。1854年美国的共和党成立，因为这个党主张废除奴隶制，林肯就参加了，两年后他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他在竞选演说中说：“我们为争取自由和废除奴隶制度而斗争，直到我国的宪法保证议论自由，直到整个辽阔的国土在阳光和雨露下劳动的只是自由的工人。”

发表演讲中的林肯

1858年，林肯在参加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竞选时，发表了一篇题为《裂开了的房子》的演说，他把南北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比喻为“一幢裂开了的房子”。他说：“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林肯的演说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两年后，他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4年的总统任期中，林肯最主要的贡献是带领军队赢得了解放黑奴战争的胜利，使黑奴获得了自由。南北战争被称为美国的第二次革命。通过这场战争，林肯成为了黑人解放的象征。1865年4月14日晚上，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里看戏时，被南方奴隶主收买的一个演员刺杀。作为白人的林肯为了黑人的解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可以说，没有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开明白人的努力，美国的废奴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

日本明治维新的发动阶层没有成为既得利益者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使得日本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令日本凝聚一团，把无数把“小太刀——江户幕府时期的大大小小276藩”熔冶成一把“大太刀——大政奉还于天皇，开创真正的大日本”（“大日本”的口号缘起于为国家摆脱幕府垄断而走向统一的政治需要，后来成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历史概念，此概念其实并非针对中国）。

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武士制度被废除，图为1860年代的日本武士。

那么，日本明治维新是怎样发生的呢？日本天皇在日本历史上很长时期里都是实际上的虚君，在日本还存在着很强大的等级制衡力量，那就是武士阶层、封建割据对于君权的实质性制约。光凭天皇的力量无法实现大政还之于朝。明治维新中的主导力量是下级武士。下级武士虽然也是武士，但在日益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下级武士处于上级武士的压迫之中，而且理论上下级武士永远不可能成为上级武士。拥有一定的地位，但又处于压迫之中，藩镇制度日益腐朽，无法满足日本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需要，正当此时，西方列强的“黑船”造访日本，让怀有一些抱负的下级武士感受到了国家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下级武士主导了一次次的脱藩运动、反抗幕府的运动。脱离藩镇、成为一个日本人，这在今天看来似乎理所应当，起码也不能算是叛国行为，而在当时却是重罪，不仅自己无法回到故乡，还会连累家人。下级武士的脱藩运动与日本天皇废藩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一拍而合，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实际上，在近代史上成功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都与重塑中央政权的合法性、结束封建割据密切相关。日本天皇原为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历史上的虚君传统，这样的集权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约束和限制，需要与不同阶层达成妥协。

历史总会把一些标志性事件设想得无限美好，然而事实却是残酷的。明治维新的后果对于其主要发起阶层下级武士而言充满了悲剧色彩。在幕府制下，下级武士也是食利阶层，而明治维新后，上级武士尚且能保留一些特权，下级武士的特权则全无了，成了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改革的发动阶层却成了改革后的利益受损阶层，这时有部分下级武士由支持政府，转向了反抗政府。“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便是反抗政府的主要领导者，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污点，为公益始，却因私利而终，善始却未能善终。但大部分下级武士却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正是下级武士阶层的悲壮成就了日本的现代化之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奠定了国家未来繁盛的基础。

图为维新三杰，从左至右：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当然，下级武士也为包括自身在内的全体国民赢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日本的传统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武士在享有特权的同时也承担保卫家土的责任，在日本封建时期，只有武士才能成为军人。明治维新后，随着身份制的废除，平民也可以成为军人，许多下级武士出身的人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大臣，或进入新式军队，成为高级军官。比如，下级武士出身的秋山好古后来做到了陆军大将，这在幕府时期是不可能的。通过构建现代国家制度，日本形成了一种正向淘汰机制，使得有能力的人能够脱颖而出，这些反过来又增强了整个国家的凝聚力。

可以设想，如果日本这场变革的发动阶层——下级武士只想着自身利益，寄望在改革后成为既得利益阶层，而无视其他阶层的利益和公益，那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很难成功。

有交叉认同存在的社会很难真正地分裂，以上几个事例都说明了交叉认同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改革不应是针尖对麦芒的零和博弈，而应是各方相互理解、妥协的“中庸”之道。

（本文作者：毕竞悦；编辑：陈菲；原文标题为《交叉认同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文中图片皆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其它媒体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毕竞悦，腾讯思享会专栏作者。有多年智库工作经历。现为神华研究院战略研究人员。曾任《改革内参》执行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博士。主要学术兴趣为宪法理论、能源与环境政策、公法与规制。出版译著《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文集》《大宪章》《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等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