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福感寺遗址 （资料图）

文/万梦瑶 段桢

成都千年名寺福感寺，此前仅出现在史料和文献记载中，直到一块刻有“传今福感寺”的经版被发掘，终将“传说”变成了现实。昨日，天府早报记者获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历经数月发掘，在成都市中心实业街发现福感寺遗址，目前出土了1000多块佛教经典的经版和大量造像残片，已经可以勾勒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概貌。

出土经版基本确定了福感寺遗址

从东晋延续到两宋时期的福感寺一直是益州名寺，常有高僧驻留。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益州）旱涝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应，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形容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唐末宋初，受几次大的战乱波及，福感寺逐渐衰落。

昨日，天府早报记者在发掘现场见到了部分出土文物，饰有金粉的经版、栩栩如生的造像、清净庄严的菩萨……“在这些造像中，最大的甚至有三四米高，从一些残留的腿部雕塑、莲花底座也可以推断出造像的实际大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易立表示，“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就定位了福感寺的大体位置，只是一直没有证据确认具体方位，这次福感寺的发掘让我们的工作有了实质性突破。”

此次出土文物中，最大特色莫过于1000多块经版出土，其中以《妙法莲华经》最多，在这些砂岩上，经文清晰可见，字迹镌秀，一些篆刻文字上还能够看到一些残留的金粉。据考古现场负责人张雪芬介绍说，“结合刻有‘传令福感寺’‘章仇来临’的经版和蟠龙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们基本确定了此处就是福感寺遗址。”

福感寺香火鼎盛的模样已浮现

目前，福感寺遗址发掘面积为1.1万平方米，其当年香火鼎盛的模样已渐渐浮现。易立说，“隋唐时期的福感寺规模相当大，尽管此次只发掘了一部分，但已经可以勾勒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概貌”，同时发掘出的蟠龙碑首、模印密檐塔砖、有铭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构件，旁证了当年的盛况。此外，伴随出土的还包括了大量的杯、碟、碗、盏等日用陶瓷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表示，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安史之乱后玄宗入蜀，成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更得到飞跃发展。福感寺大量遗存和珍贵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除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此次还发现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墓葬，东汉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沟，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构件，以及两宋和明朝的部分遗迹。

福感寺

福感寺原名大石寺，建立于两晋，盛于隋唐，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初唐时期其改名为福感寺，寺中常有高僧驻留。在唐代高僧道宣所著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益州）旱涝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应，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道出福感寺名字的由来。福感寺作为益州名寺，唐代诗人刘禹锡也曾形容其为“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但进入唐代晚期以后，福感寺在南诏入侵成都的战火中毁坏严重，随后节度使高骈扩筑罗城，现在的遗址被划入寺院之外，福感寺的范围逐步往东缩减，之后又受到几次大的战乱波及，福感寺逐渐衰落。

“章仇来临”

“章仇来临”是指名叫“章仇兼琼”的人来到益州，他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益州最高长官，即益州长史，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曾捐资助建乐山大佛。张雪芬提到，章仇兼琼与福感寺之间还有一个传说，章仇兼琼初到益州的途中，走到剑门关前，突然前面一个巨人迎接他，这位巨人称自己是福感寺的守塔神，称福感寺的塔位置不好，希望章仇兼琼可以帮他挪下位置，据说章仇兼琼担任益州长史后，将福感寺向东北移了42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