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一个在清华大学做了近三年访问学者的法国人，因研究中国40多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为学界、媒体乃至普通人所关注。过去三年里，潘鸣啸走南闯北、鼓吹呼号，用他那日渐标准的汉语唤醒国人对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的记忆。

　　上个月，潘鸣啸在上海参加了一个有关知青的座谈会，具体谈了云南、新疆知青的返城问题，这篇学术文章也会尽快发表。而他在清华大学的合同即将到期，访问学者生涯也就此告一段落。下个月，他将暂别中国。

　　01“中国失落一代”的定义

　　翁：作为一名外国人，您何以对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产生兴趣，并就此走上了知青研究的学术道路？

　　潘：作为知青的同代人，那个时候的西方大学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我们当年都是“左派”。我个人曾在巴黎参与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可以说我 当过法国的红卫兵。不过，我没当过“毛派”，因为我觉得“文革”时期对领袖的崇拜是与马列主义不符的。但是，我一直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感兴趣。

　　因在香港认识了一批从广东省偷渡来的知青(上世纪70年代知青逃港潮与大饥荒时期的逃港潮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我放弃了原来关于当代儒学再评价的 研究，转而将上山下乡运动列为我的论文课题。于是，在香港半工半读的我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这一学术研究历程，知青访谈，阅读大陆公开发表的文字、西方学者的 评论等等，直到2010年《失落的一代》最终付梓出版，也算对知青研究暂告一段落。

　　翁：您为何将知青一代称作“失落的一代”？与西方一战后成长起来的“迷惘一代”有何相似之处？

　　潘： 知青这代人具有两重性：既是“失落的一代”又是“思考的一代”。如同经历过一种“屠宰场”生活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对童年时期学到的价值观，已失去 了幻想，也不再守信。他们曾被美丽的言辞所欺骗，又为自己的天真清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为失去理想而带来的空虚感使某些人采取了愤世嫉俗的犬儒式人生态 度，同时也使另一些人萌生心愿去寻找更有说服力的价值观。

　　称之为“失落的一代”，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应该学习的年龄丧失了求学机会，所以也是“被耽误的一代”。“文革”结束后，形势严峻，百废待兴，政府提 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个转向就是把教育水平和毕业文凭提升到了社会评价的第一位。如此一来，当年“读书无用论”的耽误对许多人来说就是致命的。 1977年恢复高考，不少知青千方百计重新投入学习，但只有一小部分能上大学。而更多的人选择了夜大或电大。他们以无比坚定的毅力，部分成功地挽回了被耽 误的时间。如今，知青一代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现实中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经验。

　　02上山下乡是一场政治运动

　　翁：根据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动机来自于经济层面——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与控制城市人口。而在您的著作中，并不认为这是主要原因。

　　潘：“文化大革命”令几百万城镇青年骤然变成了“待业青年”，1968年下放农村的政策在短期内帮助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但问题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人口或经济。事实上，正当下乡运动将八九百万知青长期摒弃在城镇就业市场之外的同时，被招进城的农民数量与之不相上下。这人口的一进一出，实质上是一个人口大交流。所以从为缓解城市就业的层面解释发起该运动并不能自圆其说。假如上山下乡运动真正是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长期解决途径，这个正常就该持续二十年。这个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扩大就业的很多机会，还助长了既不适应经济需要又非常不平等的招聘制度，它的戛然而止却又造成了严重的就业问题。

　　因此，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减轻城市的人口压力等经济目标根本无法解释为何要发起上山下乡运动。

　　翁：根据您的研究，与其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高层指令经济的一部分，毋宁说是一场政治运动。

　　潘：是的，运动的主要动机是意识形态上的。一方面，通过分化红卫兵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继续革命，发起一场新的运动来阻止社会趋向稳定。两个目标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有矛盾，其实都是为了强化领袖个人手中的权力。发动“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目的之一是培养一代“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代忠于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接班人，一代可以防止滑入“修正主义”道路的接班人，这样就能令资本主义国家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中国革命家身上的希望落空。

　　对领导人而言，思想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其权力及改造社会的宏图大计。因此，正在他清除“务实派”时发起“下乡”运动，是政治思想动机起了主导作用，而且和伟大舵手的威望紧紧相连，这就给运动戴上了神圣的光环。用“下乡”来摆脱红卫兵，一定程度是对年轻人的惩罚，同时让全国继续处于“搞革命而不是种粮食”的动乱局面，这种意图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久远以前，是反智主义及民粹主义的一次极端演绎。

　　由此可见，硬把追求非实用目标的政体合理化，又把意识形态目标简单描述成一件微不足道的面具，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03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蕴

　　翁：上山下乡运动给了世人怎样的启示？

　　潘：下乡运动提供的独特历史经验为魅力威权的局限性做出了极好诠释。包括之前的大跃进初期的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著名的1966年“五七指示”都反映出当时最高层也许是真心诚意地想寻求消除一切社会分工及社会差别。这种空想主义思想正反映出“均一的幻觉”，克罗德·勒夫认为它刻画了基于否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割以及其他的社会内部分工的一种特殊制度。

　　用“下乡”作为手段来实现这种理想，根本没有使社会基本差别有一丁点儿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组织、缺乏申诉的合法途径，还缺乏标致公民的对国家而言不过是相对的自主权，整个社会就会奋起抵抗。由于农业政策几乎在同时退出，下放知青政策的放弃无疑宣告了社会力量在反对强行贯彻某种僵化的社会模式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那也是真正的人战胜了“新型人”的虚幻假设。

　　翁：随着“知青二代”日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这一段父辈的历史对他们而言，有着怎样的意蕴？

　　潘：自从《失落的一代》在中国大陆出版，我参加了不少介绍我书和签书的会议。我本来以为大部分观众会属于知青一代，但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后来了解到他们是希望了解自己父母年轻时经历的知青二代。在目前的中国，有两代人受关注，一个是文革一代(或称知青一代)，一个是80后的一代。虽然80后的特点是多元的，但有一个特点很重要，就是他们是文革一代的孩子。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一般来说，80后埋怨他们父母没有很详细地、很系统地给他们解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文革”和下乡运动对他们父母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很自然地对这个经历感到好奇。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没法想到有一天我的研究会对这一代人的孩子有一点用处。但，现在发现有了这种作用当然很高兴。

　　04研究知青史是我的使命

　　翁：是什么力量促使您将大半生献给中国知青史的研究？

　　潘：时至今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年的“知识青年”已进入人生的垂暮之年。

　　作为知青的同代人，在我身上留下的中国烙印，或者说结下与中国的不解之缘，正是70年代在香港最初遇见的那几个知青(我非常感谢他们)，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将大半个生命历程都留给了知青史的研究。

　　中国知青一代的集体经历是这个国家绕不过去的历史记忆，更是这个国家继续往前走所必须正视的文化基因。而我的使命就是把这段历史告诉给所有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