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儿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

　　邓小平 资料图

　　原编者按：“由冀朝铸口述，苏为群采访整理的《从“洋娃娃”到外交官》一书记述了冀朝铸先生半个世纪的外交官生涯，现从该书摘录一个片断，以飨读者。”

　　我于1975年春天从中国驻美联络处回到国内，立即向人事司的一个科长报到。这个科长冷冰冰地接待了我，让我耐心等待。过了不久，她忽然又一次召见我，这次她笑嘻嘻地让我去国际司报到，因为已任命我为国际司的副司长。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是外交部的一些老同志，如符浩、章文晋等人，同外交部那几个有权势的年轻人进行斗争的结果。这几个有权势的人想把我踢出去，或送到外国语学院去教书。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也不同意我离开外交部，结果就把我派到国际司工作了。我到国际司工作，从任命的文件上看有三年半，但实际上当副司长只有约一年，职责是分管联合国安理会的事务。但才干了两个月，正要进一步熟悉新工作时，我接到通知，说过去我下放农村的时间较短，还不够两年，所以要再下放农村锻炼一年。我又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郊区的五七干校干农活儿了。

　　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了，他手下的人告诉我这个悲痛的消息，并安排我去北京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还安排我参加由邓小平主持的他的追悼会。看见总理的遗体，眼泪几乎遮住了我的视线，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我们的好总理一去不复返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严师、慈父关怀我、指导我了。我失去了一位长期教导我、关心我的恩人，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袖。没有了总理，中国的命运会向何处去呢?

　　我用满腔的悲痛，抒写了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文章，送到《人民日报》社。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我那篇文章还没有登出来，我就打了个电话到《人民日报》社，问是怎么回事。铃声响了很久才有人接，他粗暴地说我的文章丢了，然后就挂上电话了。我只好回五七干校继续干活去了，种地、喂猪，直到1976年5月的一天，忽然一辆小轿车从城里来了，把我带到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家里。乔部长告诉我说还让我给毛主席当翻译。这实际上把我卷入了外交部内部的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乔部长被彻底打倒，我也遭受了多次批斗，目的是把我彻底批倒批臭，撵出外交部。

　　但外交部的老干部还是静静地支持我，我在翻译室的一些老同事们也都给我巨大的支持。随着邓小平恢复职位，外交部的老人们也再度掌权。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和副部长章文晋、宫达非、符浩、浦寿昌和黄华的夫人何理良副司长，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认为是到了再度派我出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才能的时候了。但他们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不知是派我到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好，还是派我到联合国秘书处去工作好，或者还回到华盛顿的联络处继续工作。就在这时，中美达成协议，要建立外交关系，从1979年1月l日生效。邓小平要亲自出访美国。外交部要为邓小平找一个合适的翻译。我那时已49岁，早过了敬爱的周总理规定的40岁以上不再当一线口译的那条线。可是那时外交部的领导在找合适的翻译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因此副部长宫达非就把我叫去说，我虽然已不是“小冀”，而是“老冀”了，但愿不愿意再试一试为邓小平当翻译。我就回答说：能为邓大人当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荣幸。

　　在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里写着，“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邓小平当时是副总理，但美方的接待规格很高，相当于对一位国家首脑的接待，包括在玫瑰园的欢迎讲话，国宴，和美国总统进行官方和非官方的会谈等等。我作为国际司副司长，是邓小平代表团中一个正式的成员，也是为他在所有活动中担任翻译的一名译员。不论是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官方会谈、宴会，和美国政府其他成员以及国会议员的会见，还是邓小平参观德克萨斯的斗牛场，参观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我都是他的翻译。很多方面类似我跟周总理在60年代出访时给他当翻译的情景，只是那时我只有30岁，而此时我已年近半百了。由于那些年代给我精神上和体力上带来的巨大压力，对我的健康也造成了损害，我的身体远不如从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