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雕像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台湾网，作者：佚名，原题为：治台有方彰显能臣风范
随着朝廷派往台湾的官员陆续到任，清政府在台湾又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征收赋税。当时，台湾地区的经济，在郑氏时虽有不少的进步，但因长期与清政府对峙，海禁森严，加上连年战乱不休，特别是郑氏政权后期，一切军、政费用皆取自台湾，当局横征暴敛，民众赋税过重，百姓生计艰难，生产自然受到相当局限。
台湾纳入清廷的统治后，清政府即令福建官员议定征收台湾的钱粮数额。七月中旬，施琅奉命赴省城福州，与侍郎苏拜及福建督、抚各臣商议台湾应征之钱粮数目。苏拜在主持讨论对台湾的赋税征收时，所议数目与郑氏时期相差无几；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困难，同时规定台湾应向日本贩卖白糖2万石，如若本土所产之白糖不足，则允许到福建购买，再贩往日本，以此办法补足应交之钱粮。施琅不以为然，立即向朝廷上奏了《壤地初辟疏》，阐述对台湾宜轻赋薄税的主张。
施琅认为，台湾原住民人数众多，他们以狩猎为主，收入不裕，所能提供的赋税不多，且郑氏政权实行的是屯田制，“兵即为农，农即为兵”。而今台湾回归后，随着各省难民相继还籍、投诚人员移送归家，台湾人口已减其半，形成人去业荒的局面。若按苏拜等议定的数目向台湾百姓征收与郑氏时期相差无几的钱粮，留台汉人的赋税势必增加将近一倍。明郑时期所有用度均取自百姓，赋税沉重，甚至有被迫卖儿卖女以纳粮者，何况清政府所征之纹银，比郑氏集团所征之时银两又加了一个等级，无形中更使台湾百姓负担加重。因此施琅指出了减赋的重要性，他不无忧虑地谈到：如若赋税过重，可能会酿成祸患，届时再行镇压安抚，所花的费用更巨，付出代价更大，而对台湾少征赋税，于清政府毫无损失。况且，当初留守台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收税，而是因为其战略地位关乎各省安危。
福建购糖，贩销日本，以补所欠之说，在施琅看来正是台湾赋税太高的明证。他尖锐地指出，既然台湾可以将福建的白糖倒卖日本，福建直接运往日本贩卖就行了，又何必要假手台湾，兴此徒劳民力之举呢？施琅诚恳请求朝廷对台湾民众“沛以格外之泽，减以应需之赋”，轻赋薄敛，减免赋税，使百姓能安居乐业，台湾民众必对大清欢呼拥戴。
其实施琅在上奏此疏之前，早已向澎湖和台湾百姓表示要减轻赋税。无论是《晓谕澎湖安民示》中下令减免赋税三年，还是《谕台湾安民生示》，宣布取消台湾一切名目的徭役，或是《严禁犒师示》严禁向百姓摊派劳军费用等等，无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并非权宜之计。如今，施琅奏请减免台湾赋税，是在兑现他的承诺。
在施琅的建议下，康熙年间，台湾赋税远低于郑氏时期，也低于内地。这些举措，大为减轻了台湾农民的负担，使台湾百姓深得实惠，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台湾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其后短短的十几年中，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兴起，推动台湾走上了与大陆同步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