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学系教授艾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有关文革的讲座，会议室里挤满了听众。主持人介绍，艾恺是著名的汉学家，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当笔者追问，为什么要研究梁漱溟时？艾恺表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梁漱溟是中国20世纪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他活了95岁，其历史就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他不仅敢于顶撞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说话，还曾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二是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他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了辩护。
发现梁漱溟
1942年，艾恺出生于宾夕法尼亚洲首府哈利斯堡。他父母是意大利人，都是普通工人，生于了五个孩子。艾恺解释说，可能很多人知道费城、匹兹堡，不知道哈利斯堡，但1979年，萨斯奎哈河三哩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却使哈利斯堡出了名。哈利斯堡是三哩岛附近的一座城市，与三哩岛的关系就相当于上海与崇明岛。如果当时这个核电站真发生爆炸的话，他就没有家乡了。
实际上，艾恺的祖上与中国颇有渊源。他有两位先人，是天主教神父，曾经在明朝末年前往中国来传教。其中一位不幸中途在印度果阿病逝，另一位利类思(LudovicoBuglio)抵达中国，与汤若望、南怀仁等曾在北京兴办教堂。不过，这些事情是艾恺在投身汉学研究之后才了解到的。
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庭比较困难。但艾恺靠着一点奖学金，1960年进入一所天主教办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这里的Kings是指耶稣)。这个大学很小，没有任何有关亚洲的课程，更不用说中文课程了。他对历史很感兴趣，由于其意大利血统，起初，他准备研究意大利史。但一位老师建议说，研究意大利史的人太多，你应该找一个别人不大研究的领域，比如印度史、中国史、日本史。1963年夏天，艾恺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关于印度史、日本史、中国史的书，觉得中国史的书最有意思，于是决定研究中国史。
大学毕业后，虽然很多人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但由于没有研究过中国，也没学过中文，他决定先攻读硕士学位。于是，1964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政治科学系教授邹谠。他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其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谠著有《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中国之危机》、《从1850年到今中国基层的政治领袖与社会变迁》、《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等书。《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令其声名大噪，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艾恺就跟着邹谠研究中国历史。
在攻读硕士时，艾恺学习的中文是文言文。那个时候，西方汉学家的一个传统：现代汉语你自己可以去学，我们不教，那是太浅的东西，我们教的就是文言文。艾恺记得，“一年级的课本是《孝经》和《论语》，二年级是《孟子》和《史记》的部分内容，学了两年以后还是不能说一句汉语。只能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不过，学的语言还能在中国饭馆点菜。”其他所上的课都是些入门的课。后来，艾恺转投哈佛大学，开始学习能用来说的汉语。到现在，他的汉语水平已有很高，能够自由地与中国人交流，他甚至还一度在2001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作美方翻译。
1966年，艾恺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舒尔茨，攻读博士学位。费正清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最负盛名的“头号中国通”，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汉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而且，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先生”皆出自其门下。对此，艾恺解释：“当时在哈佛大学，学生作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费正清都要担任指导老师。而对中国的研究，哈佛大学在美国处于泰斗地位。”而舒尔茨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书。”
1969年，艾恺开始搜集博士论文资料，发现梁漱溟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在艾恺看来：梁漱溟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
他的一生就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1893年出生。1900年，其上学的中西小学堂被义和团烧毁。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觉没什么好结果，曾自杀过两次，闭门研究佛学，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这一段就蛮有戏剧性。
后来，由于其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虽然他只是中学毕业，却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教授，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学与孔子研究。这戏剧性简直太大了。
又加上与父亲的冲突，最后父亲自杀。1918年11月14日是他父亲梁济60岁生日。在11月7日这一天，梁济准备出门去彭诒孙家住一晚时遇到儿子梁漱溟，而梁漱溟却是来与父亲讨论当时欧战新闻的。“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但三天后父亲梁济却投净业湖自杀了。这又在一个蛮有戏剧性的故事里加上了一层戏剧性吧。
1922年，他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为在20世纪唯一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的知识分子。30年代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对其“文化中国”理想的尝试。
抗战时期，他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国共之间的第三力量，为避免中国内战而做出努力。
49年后，面对农民的被盘剥，敢于顶撞毛泽东，说农民生活太苦，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地，工人与农民有九天九地之差，并指出当时的政府不让农民进城打工这一政策是不对的。毛当即对其发了脾气，骂他“自己觉得比西施还美”。本来1945年，他访问延安时，虽然与毛泽东同年出生，但毛泽东还尊称他为“梁老师”。梁漱溟有点像海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他这种人物，只有梁漱溟一个人保持他的气节、骨气；只有他一个人不喊口号，用自己的思考为农民说话；只有他有那么勇敢，敢顶撞毛泽东。
其后，梁漱溟所经历的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的大事……
于是，艾恺决定他的博士论文就写梁漱溟。虽然他要写梁漱溟，却见不到梁漱溟本人。那时，大陆闭关锁国，艾恺不能来大陆。而且，大陆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艾恺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好去台湾和香港找认识梁漱溟的人，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艾恺曾为几个到美国去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做翻译，于是在1973年得到机会来到大陆。到大陆后，他提出要见梁漱溟，遭到拒绝。但他还是去积水潭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艾恺回忆：“碑座在，但石碑不见了。问附近玩耍的小孩，他们就把他带进一个院子，看到石碑已被切成方块，准备用来砌什么东西。房子主人一愣，然后就往外赶他。”艾恺猜测，这个墓碑可能是1966、1967年被拉倒的。未能见到梁漱溟，艾恺带着遗憾离开大陆。
收集到材料后，艾恺决定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叫《最后的儒家》。1973年，艾恺开始撰写论文，他用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之视为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由于他没有见过梁漱溟本人，所以当时艾恺误认为梁漱溟1921年以后就完全是儒家了。
其实，梁漱溟在1921年以后，也仍然同时奉行佛家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梁漱溟的生活方式是多重文化的混合体验。梁漱溟虽然出佛入儒，但还是有佛家的文化人格在，并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幸好艾恺不知道这些，如果他知道的话，肯定不能理解梁漱溟什么既是佛家又是儒家，甚至还是民主人士。
1975年，艾恺写完了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又加了几章，1979年出版了书——《最后的儒家》，这本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外国人来说，文言文是很难的，学习一辈子恐怕都很难得心应手地掌握。有的人甚至读了十五年博士才毕业。幸运的是，他只读了九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艾恺的普通话很好，能够与中国人自由交流。以致有朋友说，“我们在你面前讲任何事情，你都能听懂。”
完成夙愿，却终有遗憾
文革结束后，梁漱溟搬到了木樨地22号楼。中国政治气氛缓和，实行改革开放。1980年，艾恺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梁漱溟。
那时，有一个梁漱溟曾教过的北大姓石学生去看梁漱溟。石是科技方面的专家，居住在美国。他一回美国就给艾恺打电话说，“梁先生知道你的那本书，希望你来华与他见面。”
很巧合，艾恺的学生之中，有一个刚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孩。下课的时候，她过来也说，“我们梁伯伯知道您。”她是梁的邻居，巧合的是，她成了艾恺的学生。艾恺从她那里得到梁漱溟的地址。为了确保梁能收到，艾恺给他寄了两本书，一本寄到政协，一本寄到他的住址。梁收到这两本后，给艾恺写了一封信，希望艾恺来大陆访问他。
1980年，艾恺来到北京，这对艾恺来说“太兴奋了”。很少有写过传记以后才认识传记对象的。第一次见面，艾恺与梁漱溟谈了很多，并且约定：每天早上交流三小时。此时，虽然梁漱溟已经87岁了，但思维依然很清晰，解答艾恺的许多疑惑。梁漱溟对艾恺把他作为最后一个儒家没有表示否认，但当艾恺追问他是不是“圣人”时，梁漱溟否认自己是“圣人”，认为只有孔子、王阳明这样的人才是“圣人”。
当时艾恺带了录音机，把他们的谈话录了下来。2006年1月，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把这个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作为单行本出版了。令艾恺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很畅销，它好几个畅销书榜上连续两个礼拜都排第一。“这个世界会好吗”就是八十多年前梁济问梁漱溟的问题，现在却成了艾恺与梁漱溟对话录的题目，也许有点意味深长。
1984年，艾恺再次来中国时，与1980年那次一样，又是每天三小时与梁漱溟对话。只不过，这次对话录目前还没出版。经过两次见面之后，艾恺说他发现，抓住了梁漱溟主要的性格，后来就给《最后的儒家》加了一章，1986年出了第二版。
第一次访问梁漱溟之后，艾恺本来计划邀请梁到美国各地演讲，并给他做翻译。艾恺向美国的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提了，一年后，他们说中方领导不同意。但后来艾恺从梁培宽处得知的答案，却是美方不同意。到底是哪方不同意，艾恺无从考证，梁漱溟的访问计划也就这么落空了。
1988梁漱溟去世时，艾恺没在中国。三、四天之后，艾恺才到达中国，为此感到很遗憾，“如果早一个星期来的话，还能见梁最后一面。”
研究中国的老外
艾恺因梁漱溟而开始研究中国。研究了梁漱溟之后，他开始研究山东邹平地方史。其原因是1985年前后，美国社会学家渴望在中国找一个地方进行研究。艾恺中文功底好，且多次来过中国，对中国已比较了解，就派艾恺来了解情况。
他与中国社科院联系，要求安排一个研究基地。中国社科院通知了各省社科院，但谁都不愿意，只有山东愿意，安排的研究地点是邹平。这恰好也是梁漱溟曾经搞“乡村建设”的地方。于是，艾恺就来到了邹平。此后，开始对邹平地方史的研究。
1986年，艾恺刚从邹平回北京，梁漱溟还向他询问邹平的情况。之后，梁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外国人在邹平做研究的文章，引用了艾恺的一些话。回美国后，他写了一个报告，邹平后来就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农村的最早基地。
在这之后，艾恺又做了河南西南部地方史的研究，这也是因为梁漱溟的原因，他也曾在这里做过试验。
从1973年到现在，艾恺来过大陆至少二十几次，“八、九十年代差不多每隔一年来一次，2000年以后差不多每年来一次。”
记者采访他时，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有人说，你其实是中国人。艾恺回答，“我的一个老朋友李殴梵也常说，你前生一定是中国人。”艾恺说他喜爱中国的美食，每次来中国都会变胖，而且每次来中国都会有一些巧遇。
艾恺为三个中国代表团做了翻译后，1973年在香港，几个一起做翻译的人员组成小组申请来华访问，并获得批准。他们是自费来访问的，但花费并不多。当时，外国人来大陆又去台湾，要是护照里有大陆的签证，台湾是不愿意的；要是护照里有台湾的签证，大陆也是不愿意的。因此，美国国务院就建议他们用两个护照，一个专门在大陆用，一个专门在台湾用。过了一两年，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时，西方人来中国的很少，只要他们在街上露面，就会遭到几百人围观，说，“怪物来了。”在火车站，艾恺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阿尔巴尼亚的吧？”
1973年，他从香港入境，经过罗湖桥。香港火车到桥那边，大陆火车到桥这边，要拖着行李过桥。巧得不能再巧的是，一到大陆这边就遇见一个熟人。这个人是第一个访美代表团的副团长，也是中华医学会会长，正好那天他到深圳接一个加拿大的代表。于是，他们就一起坐火车到广州，一路聊天。
到广州后，艾恺走访了洪秀全的故乡花县。在那又碰到一个熟人，当时他在中国的熟人不到20个。“又碰到一个不是很巧吗？”，艾恺说。花县都是客家人，他发现那里的孩子连广东话都不会讲，只说客家话。那时推广普通话的运动不怎么成功，甚至一个五年级语文老师也不会讲普通话。
之后，他又去了上海、西安、延安等地，但被带着参观的都是供外国人游览的地方，所以看不到真实情况。原定在延安逗留两天，由于天气原因，飞机不能起飞，便多留了一日，趁这个时机他走访了乡下，看到那里非常穷。当地人请他进家里坐，他发现农民喝的水脏得不得了，根本没有茶叶，农民穿的衣服也是一个补丁套一个补丁的。
在北京，艾恺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见面。章是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同事何丙棣教授的清华同窗与好友。10年后，章做了驻美大使，路过芝加哥，访问过芝加哥大学，艾恺曾问章，“你还记得我吗？”还有更巧的事情，艾恺和太太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看到一个人，居然是曾访美的医学代表团成员，他本来在上海，那天恰好来北京。
艾恺去过中国不少地方，走访研究过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他对中国农民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从古至今在中国农村都存在一种特殊的商业现象——农民赶集，这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每个农民都可以算是小商人或者叫企业家。“正因为这种传统，华人才会一到南洋就有所发展，这些人都是底层农民，却能支配当地的经济。”
艾恺觉得，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3年来时，中国没有多少真正的建设，公路、建筑物、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高。1980年来，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的势头，开始出现变化；1982年再来时，就看到了明显的变化；1984年以后更是如此。
他举1986年在邹平例子说：“那时候的邹平和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我还记得当时邹平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晚上9点以后在一家电影院前面有个卖花生米的小摊，这就算是夜生活了。”艾恺回忆说。在1986年的邹平，艾恺这张西方面孔是很希罕的，老百姓对他的态度拘谨而警惕。“尤其是我会说汉语，人家更会怀疑我是不是情报人员啦。”艾恺风趣地说，那时候其实他也有点紧张，怕被误解。
他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来自贫富差距、农民工、环保方面。“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最关心这方面的问题。”艾恺说。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他忧心忡忡，最近一直在研究反现代化的理论，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等著作，他对现代化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现代化的“好处”审慎地接纳并警视，提出了种种化解现代化弊端的办法。
虽然艾恺成为汉学家是因为梁漱溟，但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却与梁漱溟不一样。1980年，他与梁漱溟对话时，艾恺说：“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艾恺一说完，梁漱溟就很吃惊地“噢哟”了一声。也许是因为艾恺比较怀疑，而梁漱溟一直是比较乐观，认为这个世界变化不会很大。于是艾恺看到梁漱溟这一吃惊的表情也就笑了起来。实际上《最后的儒家》的副题就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正是他对现代化存在怀疑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