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看，李鸿章让日本分享对朝鲜的出兵权，无疑是甲午战争一个无法回避的导火线，是李鸿章的重大疏忽。但从当时情形看，李鸿章让日本分享出兵权主要目的在于力保中国对朝鲜一种“想象的宗藩关系”

　　中日都是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过往两千年交往史上，友谊为主流，冲突为支流，两国人民在相互交往中获益匪浅。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日间发生两次惨烈战争，两国人民都付出了惨痛代价。

　　痛定思痛，两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理由。中日友好，东北亚安宁，亚洲和睦，世界和平；中日冲突，两国人民受伤，世界也不得安宁。值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的日子，回顾历史，不是记住仇恨，而是记住教训，让中日友好世代传承。

　　从大历史观点看，近代以来中日冲突，主要因为西方势力东来，传统秩序解体。在西方势力东来之前，所谓东亚秩序，就是中华帝国主导的“宗藩体制”，或称“朝贡体制”。中原王朝就是这个地区的“老大”，尽心维护东亚秩序与和平。

　　西方势力东来后，东亚秩序发生改变，中国自身需要发展，没有更多精力顾及原先这些“番邦”兄弟，而西方势力趁虚而入，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并导致中国边疆危机。

　　中国边疆危机因越南问题而起。越南很长时间为中国附属，后因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控制。在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中，双方都无法取得全局性的胜利。1885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天津签约，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中国“不败而败”表明二十余年洋务新政经不起考验，“有限现代化”不足以支持中国抗击列强，南部边陲朝贡国也因此一个接着一个丧失。

　　被迫放弃南部附属国宗主权，是清政府不得不选择的战略。而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已有人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险，除国内骚乱，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丧失朝鲜宗主权，那将失去京畿重要屏障。因此，奕 、李鸿章等不愿在越南这块“无用之地”与法国人决战，以免列强乘虚从朝鲜进入中国。在这一点上，清政府有深刻教训，那就是琉球的丧失。

　　明清两代，琉球王国依朝贡体制按时进贡，一直使用中原王朝年号，奉中原正朔。但1609年后，琉球继位国王也接受日本封号，自愿臣服。换言之，琉球成了中日两国藩属。由于琉球很长时间自认是中日两国保护对象，而中国进入近代学习西方以后，对于藩国事务有心无力，再加上中国作为宗主国素来不愿干涉属国事务——“番邦自主”，各种因素叠加，琉球与日本的关系应该说更近一些。

　　1872年，明治天皇宣布设立琉球藩，以琉球国王为藩王，列入“华族”。日本的做法激起琉球的反抗，琉球派员前往天津谒见李鸿章，请求清政府“尽逐日兵出境”。但清政府终究没有履行宗主国责任“奉有道而伐无道”，维护琉球正当利益。“自为一国”的琉球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

　　日本的战略目标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它要扩大生存空间，踏上大陆，就必须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朝鲜和台湾。到了近代，朝鲜在很长时间依旧我行我素，闭关锁国。但正像马克思分析的那样，资本的世界化，不会容忍地球任何一个角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例外。在资本全球化大潮冲击下，朝鲜傲然独立肯定不会持久，随着中国“有限制地”对西方开放，西方的资本、商品、舰队、传教士等络绎不绝进入内地，也试图进入中国的番邦。

　　自1867年始，清政府有意劝导朝鲜与西方和解，建立适当的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影响。对此，朝鲜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它既不愿意向西方开放，更对日本的变革不屑一顾，以为日本“脱亚入欧”，不过是化为夷狄，与禽兽无别。朝鲜坚守不与日本交往的原则，宣布“与日本交际者处死刑”。

　　朝鲜的冷淡使日本甚为不满，日本决心以武力促使朝鲜开放。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由于中国没有履行宗主国责任，中国在朝鲜影响力显然下降。为了抵消日本的影响，中国决定推动朝鲜对西方开放，试图借西方抵消日本影响。

　　1882年，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派员促成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此后不久，中国还促成朝鲜与英、法、德等达成类似协议，促成朝鲜对外开放，中国的影响也因此恢复，朝鲜依然自认是中国藩属。

　　日本对中国在朝鲜地位的上升心有不甘，其驻朝公使努力在朝鲜培植亲日派。1884年，中日因朝鲜问题发生了正面冲突。次年，为协调中日在朝鲜的矛盾，日本专使伊藤博文前往中国在天津与李鸿章达成条约。中日天津谈判互有让步，但在对朝鲜出兵问题上，李鸿章显然没有考虑充分。在此问题上，双方最后议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这一条，理论上并没有感到哪儿不合适。但是第一，这个条款再次确认了日本不承认中国宗主权。从日本观点看，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权限、利益是相等的，因而要出兵，必须互相知照。第二，日本彻底束缚了中国的手脚。中国此时如果明白这些，此后10年就应致力于重建与朝鲜“正常的国家关系”。

　　事后看，李鸿章让日本分享对朝鲜的出兵权，无疑是甲午战争一个无法回避的导火线，是李鸿章的重大疏忽。但从当时情形看，李鸿章让日本分享出兵权主要目的在于力保中国对朝鲜一种“想象的宗藩关系”。李鸿章以“大国均势”原则处理朝鲜事务，不仅思考防备日本，还要防范俄国。李鸿章认为，假如俄国侵夺朝鲜时，日本是可以凭借的力量。李鸿章此时的目标，是想让朝鲜保留在所剩无几的中华帝国宗藩体系架构中。

　　如果一定要说李鸿章在谈判及此后10年有什么疏忽，主要是李鸿章还不具备“近代国家”知识，不知道适时将“宗藩关系”转化成正常的“近代国家关系”。假如李鸿章那时有这样的认识，凭借中国在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对朝鲜政局稳定的贡献，凭借经济影响力，帮助朝鲜走向现代，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那么，朝鲜一定是中国最坚定的盟友，毕竟地缘因素让中国得地利之先。

　　无奈，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近代国家从殖民地撤退的经验，没有将藩国变盟国的经验，因而朝鲜问题即便不在1884年爆发，也依然会在一个不确定时间爆发。这是注定无疑的。